颂然站在客厅落地窗前，给t市福利院打了一个电话。
  他想确认自己的病史。
  t市是一个内陆省份的四五线小城市，儿童福利院占地小，楼房矮，设施差，聘用的员工素质参差不齐。档案室的大叔一大早迟到了五十分钟，泡好一缸粗叶茶，摊开油印杂志，撕下一页广告纸卷着烙饼吃，很快沉浸在了高官与二奶的艳情故事里，以至于被不识相的电话铃打断时，他极其不悦地“啧”了一声。
  颂然客气地阐明了意图，大叔嚼了两口烙饼，操着浓重的乡音敷衍他：“得过，得过，我们这里的小孩，哪个没得过嘞。”
  说着就想把电话挂了。
  “等等！能……能请您帮我单独查一查吗？”颂然赶紧请求，“以前江老师说过，我们的病历也会有留档的，应该就在档案室里。”
  大叔的脸色立刻不好看了。
  他重重搁下烙饼，把印有女星半身像的杂志往旁边一推，翻开登记表，非常不耐烦地问：“姓名，年龄，入院年份。”
  “颂然，歌颂的颂，当然的然，23岁，2001年2月份入院的。”
  大叔潦草记下信息，随手把笔一扔：“我现在就去查。”
  他嘴上这么说，实际的动作却是翻开杂志，找到刚才那篇《高官与二奶，一口血色的玫瑰陷阱》 继续读了下去。五分钟以后，他读完这个狗血俗套的故事，张口骂了句娘，才想起颂然还被晾在电话那头，于是抄起听筒，信口雌黄：“查完了，你得过水痘。”
  颂然一没听见桌椅挪动声，二没听见走路声，只听到近处的纸页翻动声，自然觉得疑惑，就问：“我是哪一年得的？”
  那边失去耐心，直接发了火：“你这小孩怎么回事？说你得过就得过，我只查一次，爱信不信！”
  接着，电话被挂断了。
  颂然放下手机，望着漆黑一片的屏幕，嘲讽地摇头笑了笑——七年过去了，福利院还是老样子，一成不变，隔着电话也让人感到寒意。
  很早之前，颂然记忆中的福利院大门口就挂着一条褪色的横幅，写着诸如“属于孩子们共同的幸福大家庭”这样的标语。大人们总爱说，这儿就是你们的家，你们互为兄弟姐妹，老师是爸爸和妈妈，生活多么幸福。逢年过节，电视台和报社惯例过来采访，只要能引导孩子们面对镜头，说出一句“福利院是我的家”，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了。
  可每一个孩子都清楚，福利院不是真正的家。
  “家”这个概念太纤细，也太易碎，它像一件捧在珍珠绒上的玻璃雕塑，小小的撞击也会令它粉身碎骨。有时候，当孩子们快要相信了，一番怜悯过度、接近羞辱的言辞，一个明里关爱、暗中嫌弃的冷眼，或者像今天这样，生了病，请档案室的大叔帮忙搭一把手，他们就会立即清醒过来，意识到——这里不是家。
  无论墙壁贴了多少彩饰、桌上摆了多少花束，这里都不是家。
  颂然抬起头，透过十二层的落地窗，对面是成排成列无比相似的玻璃窗。他又转头去看阳台，一束迷离的阳光穿透云层，均匀洒入室内。布布搂着蓬松的大毛团，光着脚丫子，蜷在悬垂的风铃草底下睡着了。
  他悄悄走过去，坐在孩子身旁，为他盖上了一块小毯子。
  所以，什么才是家呢？
  家应该是这样一个地方，住着一些相互陪伴的人，一个人的生活会成为其他人共同的记忆。家人会记得你哪年哪月患过水痘，有没有发烧，有没有落泪，一天天怎么熬过去，直到病愈。当你长大了，遗失了幼年时零碎的、模糊的记忆，只有家人还原封不动地为你收藏着。
  因为彼此记得，所以，走到哪里都不会彷徨无依。
  颂然伸出手，戳了戳布布的小圆脸。
  没关系啦。
  虽然没有谁收藏了关于他的记忆，弄得他现在也不确定自己到底得没得过水痘了，可是，他和布布朝夕相处了这么多天，是一根绳上的小蚂蚱，要传染早传染了，又何必太过担心。
  现在，照顾布布才是最要紧的事。
  第二十章
  day 0815:15
  为了以防万一，颂然上网查了查，确定水痘的潜伏期至少有十天，心情顿时放松下来。
  十天，够长了。
  就算他不幸被传染，也得等贺先生回国之后才会出现症状。到时候他已经圆满完成了任务，把活蹦乱跳的小布布交还给贺先生，最多自己在家躺几天，锻炼一下偷懒的免疫系统，顺便强化一下生存技能——单身二十三年，没爹没娘没男友，颂然每回生病都仗着身体底子好，一个人硬扛到底，从不顾影自怜。
  只要不是大病，扛一扛总能熬过去的，撑死也就难受几天。
  这是他长年累月归纳出的经验。
  然而，也许是插下的flag威力过于强大，效果立竿见影，把传说中的十天潜伏期撵得不见踪影。当天下午，颂然突然发起了高烧。
  当时布布正准备午睡，颂然为他讲了一个睡前小故事。原本是打算讲完就回去赶稿的，可讲着讲着，他的眼皮越来越沉，困意层层上涌，手一松，人一歪，迷迷糊糊靠在床头陷入了昏睡，绘本也从怀里滑了出去。
  他这一睡，体温好比马厩拆了门，几十只铁蹄扯着乱扬的缰绳疯狂前奔，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冲进了危险区。
  肺部大片火烫，像百来斤朝天椒绞碎了硬生生灌进喉咙里，鲜红的椒汁浸透了每一个肺泡。空气卷起滚滚热浪，汗水湿透脊背，黄豆大的水珠沿着脖颈一颗一颗淌下，仿佛置身于s市既闷且潮的三伏酷暑。
  颂然被热度烤得难受，偏偏意识不清楚，以为布布又发了烧，想爬起来替他量体温，可倦乏的四肢如同一摊融化的蜡油，铺在床上，铲都铲不起来。
  等他勉强坐起，眼前一阵青光乱闪、虚影频晃，胃里开始猛烈翻腾，秽物争先恐后地往喉头涌。他匆忙扶着墙往卫生间走，左陷一步，右跌一步，摇摇晃晃好似踩着一地棉花。终于跋涉到卫生间，小腿倏地一软，跪到地上，抱着马桶吐了个倾海翻江，脑袋都差点浸进水里。
  零零碎碎吐了两分钟，几乎吐掉半条命，恍惚中他又记起一些什么，努力拽着扶手站起来，撑着盥洗台，看向那张洗脸镜。
  视野因为高烧而模糊不清，他反复眯了眯眼睛，凑近镜子，然后就看到——自己的右颊上长了一粒红疹子。
  伸手一摸，有些痒。
  颂然呆立半晌，打开水龙头，掬起一捧冰凉的水泼在脸上。
  卧室内，开了震动模式的手机嗡鸣起来，在枕头底下焦躁地低震。颂然人在卫生间，听不见动静，床铺另一边的布布正抱着小兔子酣然入梦，也没注意到手机震动。
  如是反复三次，手机屏幕才暗了下去——对面放弃了呼叫。
  贺致远将手机放入衣兜，坐进了出租车的副驾驶。
  想给颂然打电话的念头是突如其来的，他并不清楚缘由，毕竟在此之前，他从未在国内时间的下午联系过颂然。
  今天更没有理由。
  他这两天的行程异常忙碌，简直抽不出一点闲暇。早八点不停不休工作到晚八点，前后出席了四场会议，下班后驱车前往圣何塞，在机场匆匆吃了一顿晚餐，然后立刻搭乘九点半的航班飞往洛杉矶。明天他要参加一场业界权威的数据安全会议，会议持续三天，他只排得出一个上午的档期代表swordarc研发组做演讲。紧接着是三场技术面试，对象是同样前来参会的博士生，以免他们舟车劳顿专程飞一趟硅谷。面试过后，他会赶最近的班机返回palo alto，把剩下两天半的会议交给同事们。
  工作连轴转，他的心思被事业占满，本不该想到素未谋面的颂然。
  但是，当飞机缓缓降落在午夜的灯标跑道，与廊桥完成对接，他提着公文包走出登机口，掏出手机，关闭飞行模式，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通讯录，按下了颂然的名字。
  内心有一种不知缘何而起的不安，催促他尽快与颂然通一次话，听听那个年轻人的声音，确认他今天平安无事。
  可对面始终无人接听。
  等离开机场，贺致远已经连续拨出了三次电话，仍未得到颂然的应答。他说服自己，现在是午休时间，颂然可能正陪着布布睡午觉，明早再联系也不迟，便暂时放下了这件事。抵达会场酒店已过半夜十二点，他身心疲惫，脱去衬衣领带，随手往衣柜里一挂，进浴室冲了一个热水澡，惯例半杯红酒，宽衣入睡。
  凌晨三点，美梦突兀地断在了半程。
  贺致远睁开双眼，窗外夜色深浓，几栋高层建筑物灰影重叠，渐次印在天花板上，显得逼仄而冷清。他心神不宁，直觉般地掏出手机，又给颂然拨了一个电话。
  这次打通了。
  那边先传来轻而闷的咳嗽声，然后是颂然沙哑的嗓音：“贺先生？你……你找我吗？”
  贺致远一听就知道不对，翻身坐起，问道：“颂然，你怎么了？”
  大约隔了五秒钟，颂然才迟缓地回答：“我，我没事啊，挺好的，布布也挺好的，今天……我在照顾他，他……嗯，又发了几颗痘，不严重，也没再发烧了……我给他涂了外用药，那个，医生开的那个……”
  颂然的语气很虚弱，是那种极力硬撑也掩饰不了的虚弱：语速慢，咬字松散，择词简单，说话颠三倒四，完全抓不住重点……这些迹象告诉贺致远，颂然此刻的精神状态相当不济，思维也很混沌。
  电话里一直传来嘈杂的背景音，喧喧嚷嚷，持续不断。
  贺致远心中生疑，就问：“你人在哪儿？”
  “嗯……在，在医院。”颂然明显犹豫了一下，音量减弱到听不清的地步，“家旁边的那个……f大附属医院。”
  就在这时，医院广播适时响了起来。贺致远附耳细听，从中捕捉到了“急诊”两个字——为什么颂然会在急诊部？
  他心中的疑云越来越浓：“你一个人，还是带着布布？”
  这样简单的问题，颂然居然思考了足足三秒钟：“一个人。”
  “为什么去医院？”
  “呃，我……”颂然磕巴了一会儿，嗫喏道，“我来帮布布……拿药。”
  贺致远不说话了。
  他听得出，颂然说了谎。
  沉默降临得过于突兀，颂然倚在候诊室冷硬的座椅扶手边，额头枕着手背，昏昏沉沉地想，贺先生大概已经发觉不对了吧。
  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撒谎呢？
  以他目前的精神状态，根本编不出像样的谎话，可他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固执地抱着那一线渺小的希望，还想继续瞒过贺先生。
  太幼稚了。
  幼稚得自己也想笑。
  颂然扶着滚烫的额头，满脑子都是七零八落的杂念，开始往死里纠结那些无关紧要的细节：贺先生到底怎么发现的？是这家医院的药房晚上不开门，还是他的语气不够自然？
  刚才那句话……他怎么说的来着？
  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
  他生生烧到39度，思维浑浊如泥，讲过的话一出口就忘，这么浑浑噩噩回忆了半天，猛然被贺致远一声叫醒：“到你了。”
  “啊？”
  颂然晃了晃胀痛的脑袋。
  贺致远说：“广播刚才叫到你了，你先去打退烧针，等会儿给我回电。”
  “哦，好……我去打针……”
  被人戳穿到这个地步，颂然已经没脸再掩饰，反正也不存在什么掩饰的余地。护士打开门，探出半个身体喊他名字，他站起来，临进去前说：“贺先生，布布不是一个人在家的，我出来前拜托了林卉……她说，她会代我照顾布布……”
  贺致远打断他：“先去打针。”
  “……嗯。”
  颂然胡乱抹了一把脸，指缝里有温热的泪液。他太窘迫，也太难堪，负面情绪让身体的痛苦翻倍滋长，忍不住湿了眼眶。
  屁股上挨一针，几分钟的事，转眼就结束了。
  颂然捂着羽绒服倚在走廊上，体内一阵冷一阵热，冷起来关节发颤，热起来鬓角全是浮汗。他不敢给贺致远回电，攥着手机，力道之大似要把屏幕捏碎。但在别人眼中，他孱弱得连手机都握不住，虚虚拢在指间，随时都像会滑下去。
  摇摆了许久，最终还是贺致远主动打过来。
  除了每晚惯例的爱心问候，这是贺致远打给颂然的第三通私人电话，他本该欣喜若狂，翻开小账本，扎上最后一个勾。可现在，他连接都不敢接。
  他怕被贺致远质问，为什么明明问过了父母，还是会得水痘。
  该怎么回答？
  就说迄今为止一直在撒谎，其实，他是个谁也不要的孩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