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9月31日夜，湖北武汉，委员长官邸。
  夜色虽然已经很深了，但是在蒋某人的官邸里面依旧有不少人在来来往往的忙碌着。
  自从6月下旬以来，蒋某人驻节武汉已有3个月之久，除了清缴红军，最主要的便是清流武汉，清流武汉行动是由蒋某人贴身秘书邓文仪负责主持的。
  汉口历来就有“三多”之称，即多嫖、多赌、多吹（吸鸦片烟）。腐化的风气直接影响了士气、税收、军事、保密等多个方面。
  鸦片武汉、地下武汉、黑金武汉……凡此种种，使武汉这个伟大的城市，民国纪元的象征，这个聚集着二百余万人口的“九省通衢”、内陆最大的水陆码头，集大成地汇聚着“闹华五鬼”的所有特征。它使一个荣光的城市，变成一个遍身脓疮、污秽不堪、奄奄一息的老年女丐。
  清流武汉以来，以邓文仪为首侍从室第三课先是清缴了有“汉口杜月笙”之称的武汉公安局侦缉队稽查处长杨庆山的所有势力，此人同时还是洪帮栖霞山和太华山的双龙头。
  七月底，在经过拷打审问之后，侦缉队七名罪大恶极、手上有命案的警察头目，被判处极刑、“褫夺公权终身”；其余人也或监禁、或撤职，并被抄没大部分财产。
  在武汉郊外的一处秘密刑场，在夏日朝阳、殷殷碧草的衬托下，一群便衣扇形铺开、监视执刑；伴随着几声枪响，无数喜鹊、老鸦惊簌簌地飞起了，那些或面如土色、或屎尿难禁的死囚，栽倒在了地上。
  负责验尸的邱开基掩着鼻子，不屑地踢了一脚尸体：“……一群稀松货。”
  那些临刑前或丑态百出、或多少忏悔的迷蒙目光，铺张出的，却是一个渐渐清朗的武汉天空。在汉正街、沿江码头，收取规费的警察销声匿迹了；商铺开张的鞭炮声，又接二连三地响起来了。
  除了枪决、囚禁大小队长外，1932年8月，在武昌的一处废弃兵营里，一个规模浩大的“稽查轮训班”开班了。
  以三名复兴社社员，学者张义夫、郭寿华，特训专家王新衡为首，几个小组开始轮番整训稽查处、侦缉队的几千名警察。在兵营的大门外，几挺机枪冷冰冰地对准一张张怯生的面孔。
  军事集训、政治宣讲、侦探技能讲授；准时作息、检查听课笔记、鼓励检举揭发。
  吸食鸦片者枪毙，聚众滋事者枪毙，外出敲诈商铺者枪毙；点名迟到者禁闭、内务不整者禁闭、浪费粮食者禁闭、顶撞教官者禁闭……
  大部分受训人员都战战兢兢，唯恐成为了出头椽子。
  几天后，千余名警察被集体剃了光头，他们在教官的驱赶下，穿着严严整整的警服奔跑在武汉的盛夏烈日中，一时成为武汉市民茶余饭后的话题。而这一次拉练，原本生活糜烂放荡的警察，中暑昏厥者达数十人。
  在一个多月的封闭式集训后，稽查处与侦缉队面貌焕然一新，组织、内务、技能皆大有可观处。一个藏污纳垢、貌似无可救药的队伍，已成为纪律森严、行动有力的准军事团队。
  但这还不够。它还不过是圈养的野狗，一旦放回街市，极容易死灰复燃。为此，邓文仪决定进行“茶房训练”。
  武汉上万家饭馆、茶楼、旅店、澡堂，凡较具规模者，均选派粗通文墨的茶房一人，进行集训，“举报警察贪腐、走私交易、青洪帮动向、敌情动态。
  为顺利推进茶房训练，武汉警察局的一纸通知，被散发进大小街巷的各家商户：凡不派出茶房者，吊销营业执照；凡茶房举报不力者，该营业场所发案，则店主与茶房均有连带责任。
  成千上万名茶房走进了集训营。在见识了复兴社森严纪律、“清流武汉”的决心后，这些八面溜光、善于察言观色的包打听，第一个反应就是诉苦、检举。警员的横行、地痞的白吃白拿、黑帮的交易、寻常市民的生计……
  一幅武汉底层市井的生态图卷，在这群快嘴伙计的话语里渐渐展现了。
  一批批茶房来了，随即又回到了所在的商铺。流水一般地，伴随着一个个卑琐身影走出集训营，“清流武汉”的耳目，已经遍布于三镇了。“清流武汉”的行动，也由此进入到整饬社会风气的阶段。
  整饬社会风气是在太平洋旅馆开始的，当时有些营长以上的带兵官不在前线驻阵，而常到汉口嫖赌。故第三科通过茶房的消息，在太平洋旅馆查获一名团长及一名师长。
  就在这一天深夜，以几百名特务，近千名复兴社、革青会武汉成员为骨干，几千名警察分作了上千个小组，密布在武汉的各个街区。笔挺的军装、警服，以及深蓝色上衣、土黄色裤子，三三两两地聚集着，随时准备待命。许许多多的武汉市民，就是在这个深夜听闻、目睹了复兴社的行动。
  几千人一起动手了，在各个街区、路口，不时可以看见被押解出来的赌徒与嫖客。被关押在拘禁处的军人、公务员越来越多，拘禁处变成一个人头攒动的菜市场了。
  汉口、武昌、汉阳……这一夜，武汉三镇昔日不夜的场所，灯光一处处地熄灭了。
  妓院、酒楼、旅馆，一家家地暗淡下来。与此相反，坐在汽车上巡视各处的邓文仪却看到，原本习惯在路边竹床上度过夏夜的武汉市民，大部分都被惊醒了；一家一家的灯光，也接二连三地亮起来了。
  灯亮一处，“清流武汉”的景象就上扬一分。在一条条街巷边，许许多多的武汉市民静默无声地站立着；无论老人、妇女还是学童，都以一种复杂而欣慰的表情，看着这些来自南京的青年。渐渐地，车行一路，邓文仪似乎也被感动了。
  这一夜，近千名军人、公务员被扣押，几千人在行动，几百万人则彻夜不眠。它震控了武汉官场，震动了社会、民间。
  与“清流武汉”几乎同时，大别山军事行动的进展，异常顺利。
  8月28日，谭道源、刘健绪各部包围了鄂南红军孔荷宠部，此后十几天，败孔荷宠于万载河，翌日再败之于大桥；9月9日，卫立煌、蒋伏生、李玉堂各部会师新集镇，“三省苏区”的首府沦陷了。同日，王均纵队攻占麻埠、关麟征师挺进黄安……
  到9月中旬，蒋某人宣称，鄂南作战已经结束，此后以肃清流匪、残匪为主。
  以此为转折，三省工作转而“以政治为主”。
  所谓政治，浮现于历史表象的，是苏区的“地方整理”、战祸区的生计恢复，但作为潜流，更重大、更迫在眉睫的政治，则是湖北“削藩”。
  是时，夏斗寅、何成浚等人已主力尽出，负责武汉卫戍的，是俞济时精锐的88师。
  在此之外，复兴社的千余党徒、邓文仪的几千警察，以及阮齐的几团保安部队，也遍布于武汉城内外。
  在蒋某人驻节武汉几个月以后，《大公报》的一名记者写道，“近年以来，各县咸知有中央……湖北一省，已无异江浙、安徽矣”。
  此时的蒋某人正在与陈布雷，杨文泰，周佛海等人商议着“削藩”的具体步骤，就在此时，酆悌、戴笠和邓文仪三人一起急匆匆的从门外走了进来，邓文仪在蒋某人的一阵嘀咕，蒋某人随后点了点头。
  他随后便宣布今天的会议暂时告一段落，在座的诸人看蒋某人有更重要的事情，便一一告辞离去。在所有的智囊团里，蒋某人只留下了杨永泰，而陈布雷和周佛海等人则相携而去。
  陈布雷离开的时候到时一眼未发，这种事情他见的太多了，而周佛海则是不停的回望，他始终觉得自己无法进入蒋某人的决策核心。
  杨永泰平静的坐在椅子上，眼神中带着好奇的看着正在阅读密信的蒋中正。
  半天之后，蒋中正摘下眼镜，将密信轻轻的放在桌子上，对杨永泰说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话：“畅卿啊，傅仪此刻可能已经重伤垂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