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七点到上午九点半是皇帝吃早饭的时间。御膳的食谱每天由内务府大臣划定，每月集成一册。在做御膳时，内务府大臣还要负责监督，每道菜的配料都有规定，不许任意增减更换。皇帝就座后，传膳太监一声呼喊，饭菜鱼贯而入。试膳太监先查看每道饭菜中的试毒牌变色不变色，再亲口尝尝，然后皇帝才开始吃。每种菜最多只能吃三口。
  然后是处理政务，即御门听政。皇帝端坐于乾清门，整个听政过程有着严格的礼仪规范要求：文武百官从景运门入，在门下广场排班。奏事开始，大臣从东阶上门，列跪，尚书居前，侍郎位其后，陪奏的官属又在其后。尚书一人手捧折匣折旋而进，至本案前垫上北面跪，将疏折匣恭放于本案上，然后起立，趋至东楹，入班首跪，口奏某事几件。每奏一事，皇帝即降旨，宣布处理意见，大学士、学士承旨。事毕，大学士、学士起立，从东阶下，记注官从西阶下，皇帝起驾还宫。
  每天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两点半，是皇帝休息、吃午饭的时间。根据《国朝宫室》记载，皇帝一般在每天下午一两点时吃午饭，然后批阅各部和地方大员的奏章，接着就开始学习。
  在下午两点半到五点这段时间里面，皇帝除了办公以外，还要看书、学习。
  晚上七点到九点，皇帝要祀拜神灵，到各殿神佛前拈香，然后上床睡觉。按照规矩，皇帝平时不能到妃嫔宫里过夜。皇帝如果想要哪位妃嫔来陪他睡觉，只能把她们召到皇帝的寝宫里来，叫做“召幸”——由太监把被传的妃子用一条大被裹好，送到皇帝寝宫。妃子必须从皇帝的被脚爬入，开始被“幸”，“幸”到规定时间，窗外太监就一声呼喊：“皇上节劳。”于是皇帝翻身下来，太监再把妃子包好送走。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如此。
  因此，中国的皇帝，说容易，任何昏庸白痴都可以凭血统登上帝位；要说难，传统文化中对帝王的要求也是至难、至险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对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类精力过人、意志超群的超级皇帝来说，权力都令他们不堪重负，更何况那些远不如他们坚强的后代。那些精明巧诈的定制之君没有想到，他们制定的帝王标准，给自己那些平庸的后代带来多少痛苦和折磨。
  中国王朝存在着一条铁律：那些艰难创业的开国帝王往往性格坚毅、精力旺盛，而继他之后登上皇位的人往往是一蟹不如一蟹。这是中国皇族特殊的成长环境造成的。
  在传统中国，人们往往把物质享受作为衡量幸福的唯一标准，把无条件地顺从、宠爱、谄媚作为对待皇子的不变态度。一生下来，皇子就处于太监奴仆的包围之下，众星捧月之中，每有所需就立即要求满足，缺乏等待和延后满足的能力。这极容易导致皇子人格的不成熟。而“捧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的过度关照，又往往使皇子身体过于孱弱。与此同时，由于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国家对皇子的期望值很高，对他们的教育看得很重，历代宫廷都制定了严格的学习制度。一方面是后宫的为所欲为、骄纵无度，另一方面是书房的规矩严厉、任务沉重，这就很容易造成皇子厌学、逃学，甚至形成种种心理隐患，导致人格分裂。
  明代中后期诸帝，不学无术者极多，有的皇帝干脆就是半文盲。清代的同治皇帝，也是厌学的典型。由于咸丰和慈禧只有这一个儿子，宠爱过度，导致其上了十多年学，到了十七八岁的时候，“折奏未能读”，连“在内背《大学》皆不能熟”。人格分裂的典型则是那个因为“日表英奇、天姿粹美”而在两岁时就被康熙立为太子的胤礽。他本来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智力超群，仪表不凡，可是，由于长期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使他的性格严重畸形。在皇帝面前，他表现得举止大方、处事有法。皇帝一转身，他就露出完全不同的另一副面孔：他赋性奢侈，大手大脚，索求无度；他骄横暴虐，为所欲为，甚至任意殴打郡王、贝勒、公爵；他胆大包天，又缺乏自制力，竟然派人拦截外藩进贡的使臣，夺取进贡给皇帝的马匹。终于，康熙忍无可忍，不得不将其废掉。
  在这种特殊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皇位继承人很容易出现种种心理和性格问题，最常见的是意志软弱、自制力差。另外，养在深宫之中、出自妇人之手，皇子难有接触社会、了解民生的机会，也培养不起实际的执政经验。因此，大部分继位的君主，缺乏治国所需的能力。
  一方面是能力低下，另一方面是要求极高；一方面是如此森严的规矩，另一方面又是皇帝手中实际上无所不能的权力。因此，历代皇帝中能够严格要求自己执行皇帝守则的自然是凤毛麟角。权力这副铠甲本来是为了保障皇帝享受的，可是在大多数时候，皇帝使出全力，也担负不住这具厚厚的铠甲，他们的生存因此就变成了权力重压下的挣扎，显得十分可怜。
  在阅读中国历史的时候，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是：为什么沉溺于酒色的皇帝那么多？人生的乐趣那么多，特别是皇帝富有四海，可以做的事那么多，可以经历的人生那么丰富，为什么那么多皇帝都像乍富的大款一样不开眼，一门心思赖在酒桌和床上？酒色确实有其有趣之处，但也不至于好玩到让人丧命的程度。道理其实很简单，这是一种逃避。权力的沉重和规矩的森严使他们无力承受，而祖先的期望、臣民的指责、自己体内的“超我”使他们荒嬉政务、尽求享乐时，不能不产生深深的负罪感、无能感、自卑感，不能不自暴自弃。酒和色不过是他们的逃身之所罢了。准确地说，沉溺于酒色的昏君实际上都是“酒精”或者“性”的依赖症患者。
  相比之下，西方国王的政务则相当轻松，因为国家面积小、事务少，更重要的是，执政者权力的范围和深度远不能和中国相比。所以英王国的政府机构十分简单，一直到十三世纪，才形成了三个部门：一是财务署，负责收税；二是最高法院；三是内务部，负责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由于国家主要是在法律的约束之下运转，所以国王对国事用不着事必躬亲。亨利二世在位34年，有21年生活在法国，但英国的社会秩序相当良好。在西方，国王每天只用很少的时间就可以处理完自己分内的工作，剩下大把时间，可以用来举办宴会和舞会，理直气壮地玩。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每周至少打猎两次，“寝宫之夜”娱乐晚会则每周举行三次。“寝宫之夜”自晚上七点到十点进行，“娱乐项目多种多样：赌博、台球、跳舞，有时还有演出。各种酒菜台子都摆了起来。各种糕点、冰激凌等随时可用，各种饮料随时可取”。“路易十四显得和蔼可亲。在走到牌桌时他不让别人起身相迎，他彬彬有礼地同每个人打招呼。”
  七
  虽然皇帝生涯如此险恶，可是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做过皇帝梦。孙中山曾言“四万万人都想当皇帝”。“中国向来没有为平等自由起过战争，几千年来历史上的战争，都是大家要争皇帝。”
  确实，中国的皇位对没当过皇帝的人来讲是太诱人了。它有两种神奇的品质：一是法力无边，一瞬间就可以使人成为上帝，可以满足人这种生物的一切生理欲望和尘世梦想；二是流动性强，可以用枪杆子去夺。由此导致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对皇位的争夺如同中国这样频繁、惨烈、代价巨大。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精英的全部焦虑都集中在两点：如何保住皇位与如何夺取皇位。这两种努力都使中国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造成了皇帝非正常死亡率居高不下。
  改朝换代这一历史现象鲜明地表现出中国人源远流长的“自由、平等、竞争”意识。中国式的皇位竞争不分贵贱，不论种族，完全是开放式的，费厄泼赖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之类的民谚深入人心，乞丐、流民、士兵、权臣、异族，皇位面前，人人平等，谁都有机会成为“太祖高皇帝”。由于这个“家业”实在过于具有诱惑力，也由于竞争门槛很低，所以几千年来，无数男人投入到竞争中。因此，中国皇位就具有了某种彩票性质。这张彩票，价值与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中奖率为一比全国总人数的一半（因为除了武则天，尚没有第二个女人对开国之君的称号感过兴趣）。这是一场多么惊险刺激诱人的博彩活动啊！自从秦始皇发明这张彩票以来，无数中国人就如痴如狂地投入到这场巨大的赌博中来。自秦始皇到溥仪，两千年间，如果按粗略的直线数下来，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二十六次改朝换代，平均每个朝代的统治不足百年。为了这个皇位，中国大地上无数次烽烟四起，流血漂杵，白骨成堆。那些顶级男人，提着头颅，以全族人的身家性命为赌注，进行着一次又一次声势浩大的赌博。
  中国的皇位虽然对所有人开放，但是角斗场是封闭的，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皇帝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在东亚这块相对封闭的大陆上，失败者无路可逃，每一个走进角斗场的人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不是成功，就是成仁。因此，中国政治家在斗争中显得分外残酷、彻底，他们的信条是政治斗争必须心狠手辣、斩尽杀绝，对对手不抱任何幻想，绝不给对手一点翻盘的机会。因此，与每个王朝辉煌的开始相对照的，都是其腥风血雨的结束。每一代新的统治者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把前代王朝的后代斩草除根。中国历朝末代皇帝的命运都无比悲惨。有的逃到天涯海角甚至海外仍不免一死，如南宋末帝和南明永历帝。有的老老实实交出权力仍不免被以各种借口暗杀，如晋代末帝司马德文、刘宋末帝刘凖、萧齐逊帝萧宝融、萧梁末帝萧方智、南唐后主李煜……死到临头，这些不幸的人一再悲叹：“愿生生世世，再不生帝王家！”
  环顾全球，像中国人这样热衷于皇位赌博的似乎不多。以我们的近邻韩国和日本为例，日本是所谓万年一系，自从有天皇以来，就没有他人染指；而自唐亡之后，中国历经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南宋、辽、金、元、明、清十多个王朝，而邻国朝鲜只经历了高丽和李朝两个王朝。
  大陆另一端，人们的观念则要保守落后得多。欧洲人认为，王位必须由有国王血统的人继承。欧洲的几十顶王冠，一直是在天潢贵胄间传来传去，还从没有出现过哪个泥腿子揭竿而起、开朝立基的壮举。在英国历史上，虽然为了王位也曾多次展开过连绵的战争，但是战争的双方都是法律意义上有权继承者。另外，西方王位的产生，除了战争和继承以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种途径，那就是选举。在议会出现前，英国存在着由贵族、教士和高官组成的“贤人会议”（witenagemot）。这个会议的明确职责之一就是选举或者罢黜国王。当国王的继承人选出现争议时，这个会议便会从候选人中选出他们认为最合适的一个。英国从899年到1016年间的十位国王中，仅有三位是仅凭血缘关系即位的，其他七位都是由贤人会议推荐的与国王血缘关系较近的贵族，由绝嗣的在任国王赐予王位继承权。因此，一位大主教曾经说过，正如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英国的君主实际上不是世袭的，而是选出来的。
  西罗马立国近千年，拜占庭帝国享国近千年。再看地球另一端的英国，自1028年威廉一世诺曼征服后至今，一共出现了41位国王，都是威廉一世的后人。从不严格的意义上说，英国王位，也可以说是千年一系了。只不过英国的王位继承不是中国式的严格的父死子继，而是同时会考虑父死女继承、兄死弟继（包括堂兄弟）、祖父死外孙（女）继，等等继承方式。英国共经历了九个王朝，然而，王朝更替大多是由于上一个王朝的末代国王绝嗣，由亲戚入继大统，导致改朝换代。欧洲其他国家的王朝更替，也都属此种情况。
  在中国，即使在同一个王朝内部，围绕着皇位，也没有一天停止过阴谋、叛变和杀戮。没有哪一个皇位像中国的龙椅这样染了这么多的鲜血。中国人围绕权力所表现出来的非人性程度达到了人类史上的极限。父子相残、母子相残、兄弟相残、夫妻相残，凡是人类所能想象的最残酷的、最反人性的场景在皇宫之中都发生过了。秦始皇的儿子胡亥篡夺了皇位之后，为了消除其他继承人对自己的威胁，将自己的十八个兄弟和堂兄弟斩首，并且把十位心怀不满的姊妹统统车裂而死，另外还迫令十五人自杀。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去世前，为了防止继承人的母亲干预朝政，杀掉了自己心爱的妃子。这一举动被后世政治家认为是高瞻远瞩的大手笔，以至于北魏时期，后宫明文规定：“子为储君，母当赐死。”后宫嫔妃因此祈祷上苍，万万别生儿子。这一制度性的规定，比起那些纯粹基于兽性而制造的骨肉相残，尚属仁慈。公元358年，后赵皇帝石虎将试图篡位的儿子石宣捉住后，用铁环穿起他的下巴，拴在柱子上，然后命人抬来喂猪的槽子，倒入残渣剩饭，让他像牲口那样去舔着吃。这样折磨一段时间之后，又一根根拔光他的头发，割断他的舌头，砍断他的手脚，挖出他的眼睛，剖开他的肚子，最后把他吊到柴堆上，烧成灰烬。虽然石宣五岁的幼子颇得石虎疼爱，平时祖孙朝夕不离，但此时也被石虎命令拉出去砍了。当刽子手来行刑时，小孙子拉住石虎的衣服不肯放手，最后把衣带都拉断了。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一边来到李渊面前承认错误，“跪而吮上乳，号恸久之”，一边命人立刻去杀掉他的十个侄子，“建成子安陆王承道、河东王承德、武安王承训、汝南王承明、钜鹿王承义、元吉子梁郡王承业、渔阳王承鸾、普安王承奖、江夏王承裕、义阳王承度，皆坐诛”。这样的自相残杀，无朝无代无之。
  相比之下，西方的统治者在王位之争中却表现出了让中国政治家瞧不起的软弱性、糊涂性和不彻底性。他们根本不懂“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的真理，在他们的政治斗争中，充满了宋襄公的那种“蠢猪式的仁义”。在中国人看来，他们的王位之争有时候简直像小孩子过家家。
  1135年，亨利一世去世，他的外孙亨利二世和外甥斯蒂芬都认为自己有权继承英国王位，斯蒂芬抢先一步登上了王位，亨利二世不服，从此领兵前来争夺王位。在第一次王位争夺战中，年仅十四岁的亨利二世经验不足，准备不充分，还没开战，军队就没有粮饷了。饥饿、困窘之下，他居然向敌人斯蒂芬请求支援。而斯蒂芬呢，居然慷慨解囊，借钱让亨利二世把饥饿的雇佣军打发回家，第一次战争就这样可笑地不了了之。
  数年之后，亨利羽翼已丰，卷土重来，双方再次展开大战，这次亨利很快取得胜利，斯蒂芬俯首投降。然而，双方谈判后达成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双方约定，斯蒂芬继续做英国国王，不过宣布亨利二世为他的继承人，一旦百年之后，由亨利二世登基。
  另一场王位争夺的结局更富于戏剧性。英国爱德华三世的两个儿子兰开斯特公爵和约克公爵的后代都对英国王位产生了兴趣，两个家族各拉一批贵族，发动了内战。因为兰开斯特家族的族徽是红玫瑰，约克家族的族徽是白玫瑰，所以这场战争被称为“玫瑰战争”。战争的结局是不打不成交，两大家族在战争中打出了感情，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七世娶了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宣布约克和兰开斯特两大家族合并，结束了“玫瑰战争”，也结束了兰开斯特和约克王朝，开创了都铎王朝。
  虽然西方的权力争夺中也不乏残忍和血腥，但较之中国式的残酷，究竟不可同日而语。毕竟，在西方，得到了王位并不意味着得到了一切，丢掉了王位也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失去一切，人们不会像东方人一样不顾一切，偏执而疯狂。欧洲政治中有一个传统，那就是做过国王的人即使被从王位上推下来，也会受到必要的礼遇。这是骑士精神的表现之一——同情弱者，对失败者宽宏大量。因此，欧洲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鲜有被处死的例子。在那个时代，人们无法容忍一个国王杀掉另一个国王。他们不是不知道养虎为患的道理，却宁肯承受失败者卷土重来的后果，也不愿破坏自己的骑士风度。1688年，威廉三世征讨英国，从自己岳父詹姆斯二世手中夺取了王位。之后他网开一面，故意在囚禁岳父的城堡前的大海上不设防备，让他顺利乘船逃到法国。第二年，他的岳父就组织了一支精良的雇佣军在爱尔兰登陆。威廉三世不得不从英法战争中腾出手来对付卷土重来的岳父，虽然最后将詹姆斯赶回了法国，却因此在英法战争中失利。不过，似乎没有人因此而批评威廉的不智。
  腥风血雨的政治斗争，不但造成了大量中国皇帝的非正常死亡，也是造成许多皇帝疯狂变态的重要原因。中国南北朝时期及五代时期，帝王患精神病或心理异常的比率分外高，这与这个时段异常激烈和残酷的皇位竞争密切相关。这个时代的皇帝所处多是势力交集之地，各方势力把他如同五马分尸一般拉向各个方向，在他的生命中有着太多的矛盾、取舍、焦虑和不如意。
  金朝第三代皇帝熙宗完颜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早年是一个聪明善良、胸怀大志的人，很重亲情，对宗室亲王十分优待。他“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追慕唐太宗之政，曾立志成为治世明君。然而，在做了几年皇帝之后，他却变成了一个终日酗酒、动辄杀人的暴君，“屡杀宗室”、“屡杀大臣”、“迭兴大狱”。皇统九年（1149年）仅一个月之内，就他杀皇后裴满氏、德妃乌古论氏及夹古氏、张氏与妃裴满氏等一后四妃，显得异常残酷。“纵酒酗怒，手刃杀人”更是常事，喝醉之后，他命令大臣跪在身边，亲手举刀将其头砍下来。群臣震恐，皇统九年十二月，数名宗室重臣合谋将熙宗刺死。
  帝王生涯中遇到的太多挫折、打击、不如意是熙宗精神变态的主要原因。他十七岁继位是贵族拥立的结果，在帝王生涯的前数年内，朝中重臣专权，处处受权臣掣肘，令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在朝中连绵数年的残酷政治斗争中，他的众多亲族都在相互仇杀中惨死，使他十分苦闷。特别让他无法承受的是，那些诛杀他的亲叔、堂叔、叔祖的诏书，都是在权臣的胁迫下由他亲自签署的，这对他造成了严重的刺激，使他开始酗酒。压断他神经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他未能保护自己十分信任的大臣宇文虚中，在宇文虚中被处死后十个月，他初次显示出精神异常。其时他宴请大臣，“酌酒赐元，元不能饮，上怒，仗剑逼之，元逃去。命左丞宗宪召元，宗宪与元俱去，上益怒，是时户部尚书宗礼在侧，使之跪，手杀之”。
  在此之后，长期酗酒的熙宗更是时常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由原来温文尔雅的书生皇帝一变而为杀人狂，终于在三十一岁的盛年死于非命。可以说，金熙宗是帝王中因为政治斗争导致心理变态的典型标本。
  八
  中国皇帝制度和西方君主制度的最后一点不同是，中国皇帝制度确立之后，皇帝的权力在历史上呈逐渐扩张之势，而英国国王的权势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渐减少。换句话说，在中国，是统治者日益把民众关进越来越严密的笼子，而在英国，是民众逐步把国王装进了笼子。
  自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以后，中国的专制统治方式从粗放简单发展到精密深刻，统治层面从控制人的身体逐步发展到控制人的精神，皇帝与臣民的关系越拉越远，民众奴化的程度越来越深。
  自秦朝到西汉，丞相入朝之时，皇帝会起立欢迎；从东汉至宋初，宰相可以在皇帝面前坐而论道；宋朝初年之后，宰臣在皇帝面前不再有座位，但还可以站在皇帝面前说话；而到了明清两朝，不论哪个大臣，在皇帝面前都必须跪着说话了。宫廷礼仪的这种演变，简洁地反映出皇权日盛、臣权日衰的演变过程。
  宋代以前，中国还没有文字狱的说法；明代以前，中国专制统治虽然严密，但是毕竟还有一些权力管不到的地方。士人们不满朝政，可以挂冠而去，隐居山林。而到了明代，不愿当官居然成为被皇帝杀头的理由。及至清代，人们的私人日记和通信都成了被判罪的理由，文字狱使得所有大清臣民噤口不言。
  而在英国，虽然国王与贵族的斗争出现多次反复，但总的趋势是专制王权日益削弱，贵族和民众的权利日益伸张，最终导致了君主立宪制的形成。英国人很早就意识到，不受约束的专制权力必然给国家带来动荡和祸乱，所以贵族总是不失时机地趁国王处于软弱状态时，把一道道绳索套到他的头上。从《大宪章》到《默顿法规》，再到《牛津条例》，英国人根据形势的需要，一步步缩小国王的权力范围，直至内阁制度成熟，王权对国家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时，通过君主立宪制，把国王架空起来。因此，英国国王权力范围的变化史，也就是英国保守主义自由民主的发展史。
  随着皇帝制度对社会控制得越来越严密，它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越来越严重。它通过空前严密而有效的专制体制抑制了社会活力，束缚了人民的创造力。在皇帝制度出现后的两千年间，中国社会万马齐喑、死气沉沉，再没有出现一个可与先秦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社会制度也没有出现一次大的创新和变革。中国人一直在“做稳了奴隶”和“求做奴隶而不得”的了无新意的一治一乱中挣扎，“奴隶性格”和“专制性格”日益发展成民族性格中相辅相成的两个突出特征。正如同狮子和绵羊分别代表“勇气”和“懦弱”一样，近代以来，“中国”和“西方”在世界范围的语境中通常被用来指代专制和民主。
  在西方思想家看来，古代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最专制的国家。每一个近距离接触到中国文化的西方人，首先闻到的都是刺鼻的、浸透了中国社会每一个细胞的专制主义气息。那些最早对中国文化进行观察的西方思想家，无不为他们所看到的情景切齿扼腕，视之为人类精神史上独一无二的惨状。黑格尔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本质上是一种东方特有的专制与奴役精神，“只有服从与奴役，没有精神的独立与主体意识的自由”。孟德斯鸠则说，统治中国的“原则是恐怖”。他用语极端而刻薄，然而令人绝望的是，这种推向了极端的判断今天回头看来仍然基本正确：“在那个地方的一切历史里，是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不可能找到的。那里，除了极端的奴役之外，我们将永远看不见任何其他东西。”
  当文化中国在与西方的迎头撞击中头破血流、遍体鳞伤之后，中国的思想者也开始对传统文化痛切反思。一百六十年来，思想家达成共识，专制主义是中国一切文化病象的罪魁祸首，也是最难医治的文化病根；是它束缚和压制着中国人不能发展成“完全的人”，是它导致了中国人国民性中的“守旧症”、“非我症”、“不合作症”、“麻痹症”。
  第一章
  嘉庆：滑落曲线
  接班
  一
  老皇帝又一次在凌晨三点多就醒了。贴身太监早就料到这一点，皇帝轻微的鼾声一停，他就从地上站起来，开始给乾隆一件件穿好衣服。然后，老皇帝就垂衣静坐在御榻之上，耐心地等待三个小时后的阳光。
  这已经是近年来的常态了。乾隆皇帝的身体是有史以来中国帝王中最好的，然而，自然规律毕竟不可违抗。《乾隆皇帝实录》记载，乾隆五十岁之后，睡眠即开始减少，“年高少寐，每当丑寅之际，即垂衣待旦，是以为常”。
  更何况今天的日子是多么特殊。就在三个小时前的子时，大清帝国使用了六十年的乾隆年号永远地成为历史。今天已经是大清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乾隆比平常更早醒了近一个小时，就是因为心中惦记着今天的“禅位大典”。生性周密的他在心中把所有的环节又盘算了一遍，再一次确认，万无一失。
  二
  从乾隆中期开始，接班人问题就成了全大清帝国关心的焦点。
  虽然有清一代，严禁皇子与大臣交接，然而通过皇子师傅这一渠道，朝野上下对四位皇子也并非毫无了解。几位皇子都各具才华，却大多缺陷明显：八阿哥喜爱酒色，十一阿哥出名的吝啬，十七阿哥则轻佻浮躁，胸无大志。只有年仅十三岁的皇十五子，声名最好。当时出使天朝的朝鲜使臣回国后，向他们的国王汇报见闻时多次说：“第十五子嘉亲王颙琰，聪明力学，颇有人望。”“皇子见存四人，八王、十一王、十七王俱无令名，唯十五王饬躬读书，刚明有戒，长于禁中，声誉颇多。”
  岁月不待人，年过花甲的乾隆必须做出决定。他在传位密诏中小心翼翼地写下了颙琰的名字，不过放下笔后，他一直不能驱走心中的忐忑。毕竟，十三岁这个年龄对于一个继承人来说，是太小了，这棵看起来不错的幼苗能否长成参天大树，谁也不能确定。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冬至，六十三岁的老皇帝到天坛祭天，跪在圜丘中心，默默地向苍天祷告：“我已经秘密立颙琰为皇储，然而此子年仅十三，性情未定。如果颙琰有能力继承国家宏业，则祀求上天保佑他诸事有成。如果他并非贤能之人，愿上天让他短命而死，使他不能继承大统。我并非不爱自己的儿子，只是为祖宗江山计，不得不如此。”
  虽然感情丰富，然而在这个政治超人心中，儿女之情与帝王的责任感比起来，恰如鸿毛之于泰山。
  好在上天似乎对颙琰也比较满意，从乾隆三十八年到六十年（1773—1795），颙琰一直身体健康，他的表现也越来越得到乾隆的肯定。到了举行禅位大典的这一刻，乾隆心中为这个接班人打了八十分。
  让乾隆满意的有四点：
  第一，从性格上看，皇十五子少年老成，他性格中最大的特点是自制力强。他起居有常，举止有度，学习勤奋，办事认真，从不逾规矩一步。这是最让乾隆欣赏的。
  第二，此人品质“端淳”，生活俭朴，为人谦逊，特别是富于同情心，待人十分真挚，善于为他人着想。
  第三，从学业上看，经历了二十多年严格、系统、高质量的帝王教育，颙琰对儒家心性之学颇有心得。他的修养是建立在学养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根基牢固。另外，此子武功骑射成绩虽然比不上他的父亲和曾祖父，但在兄弟当中也是首屈一指。
  第四，从外表看，颙琰是清朝历代皇帝中长得最端正、最上相的一位。他中等身材，皮肤白皙，五官端正，一副雍容华贵的相貌。脸形介于方圆之间，显示出他性格的平衡和理智。经过从小就开始的仪表训练，他在出席大的场合时，总是举止高贵，镇定自如，讲话不慌不忙，富有条理。
  另外，这一年，嘉庆三十六岁。这个年龄，既精力充沛又富有经验。生命由青春期的青涩、青年期的热烈，转为中年前期的稳健有力，正是主掌一个庞大帝国的最佳年龄。
  让乾隆担心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这个孩子性格过于老实端方，似乎就缺了那么一点机智圆滑，或者说缺了一点就通的那么一点“灵犀”。比如，在当上了“皇帝”之后，是否知道如何处理与他这个“太上皇”的关系，乾隆就不是十分有把握。不过，凡事不能求全，在成功地统治了六十年之后，能够找到这样一个能让他基本满意的接班人，乾隆认为自己这一生已经称得上完美了。
  配合乾隆的好心情，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举行的这个盛大典礼仪式盛大华美，气氛祥和安宁，连天气都是如此晴朗灿烂。上午九点整，头戴玄狐暖帽，身穿黄色龙袍衮服、外罩紫貂端罩的乾隆，坐上了太和殿宝座。殿前广场上，翎顶辉煌、朝服斑斓的上千名王公大臣在庄重的“中和韶乐”中，如潮水一般拜兴起跪。九时三十二分，随着坐在宝座上的乾隆把手中那颗宽三寸九分、厚一寸的青玉大印“皇帝之宝”微笑着递到跪在他面前的嘉庆皇帝手中，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空前纪录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平稳的权力交接顺利完成。千百年来，权力授受之际，曾发生过多少腥风血雨、骨肉相残，甚至天下动荡、民不聊生。只有乾隆帝独出心裁，想出这招“生前传位”。历代王朝权力交接之际的血腥、紧张、能量自我冲突都被乾隆巧妙化解。这确实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创举，堪称中国专制政治史上一个辉煌、伟大的瞬间。
  三
  直到真正禅让了皇位之后，乾隆才发现他选的这个接班人其实是应该打一百分的。
  虽然为传位准备了很多年，但是当禅让大典的日期越来越近时，乾隆心中还是不免浮出丝丝紧张。毕竟，自古及今，还没有一个太上皇是幸福的：唐高祖李渊还没当够皇帝，就被儿子李世民用刀逼下了皇位，当了九年寂寞的太上皇之后，悄无声息地死去。唐玄宗成了太上皇后，日日在儿子的猜忌中胆战心惊地生活，身边的大臣和朋友一个个被流放，最终自己被儿子软禁，郁郁而终。中国历史上的另几个太上皇，比如宋徽宗、宋高宗、明英宗，也无一不是悲剧人物，下场都十分悲惨。
  因此，在举行禅让大典的同时，乾隆皇帝已经为了保证自己不落入囚徒境地，做了无数准备：在退位之前，他就明确宣布，自己只将那些接待、开会、祭祀、礼仪之类的日常工作交给皇帝，至于“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听我训导，将来知所遵循，不致错误，岂非天下之福哉”。
  在退位之后，接待朝鲜使臣的时候，他又明确向各国宣称：“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
  他规定，退位之后，他仍称朕，他的旨意称“敕旨”，文武大臣进京陛见及高级官员赴任前都要请示他的恩训……
  虽然在退位前花费巨资修建了宁寿宫，可是真正退位之后，他并没有从象征着皇权的养心殿搬出来，用他的话说：“予即位以来，居养心殿六十余载，最为安吉。今既训政如常，自当仍居养心殿，诸事咸宜也。”
  一句话，虽然退了位，他还是处处昭示自己仍然是一国之主。
  握了一辈子权柄的老皇帝对权力爱如自己的眼睛，防卫过度，眷恋到了近乎失态的程度。
  事实证明，老皇帝过虑了。正当盛年、血气方刚的嗣皇帝比他想象的要聪明乖巧，十分清楚自己的地位和角色。他十分恭谨地做着大清国的皇帝，每天早睡早起，认真出席每一个他应该出席的活动，却从来不做任何决定，不发任何命令，不判断任何事情。他十分得体地把自己定位为老皇帝的贴身秘书，所有的事情，他都是一个原则：听皇爷处分。
  朝鲜使臣的记述，把嘉庆韬光养晦的状貌描绘得跃然纸上：“（嘉庆帝）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于此亦有可知者矣。”赐宴之时，嘉庆“侍坐上皇之侧，只视上皇之动静，而一不转瞩”。《清史稿·仁宗本纪》也记道：“初逢训政，恭谨无违。”
  人们常说，老年意味着智慧和练达，但人到老年其实更意味着身体和精神上的不可逆转的退化。不论多么英明伟大的人，都不能避免老化给自己的智力和人格带来的伤害。乾隆皇帝一生刚毅精明，到了晚年，却像任何一个平庸的老人一样，分外怕死。或者说，他比一般的老人更怕死。他畏惧与死亡有关的字眼、器物和消息，认为这些会带来晦气和不吉祥。嘉庆二年（1797年）二月，嘉庆的结发妻子、皇后喜塔腊氏病故。嘉庆帝十分悲伤，然而他十分清楚太上皇的心理。继位后，他第一次单独做了一个决定：他命令礼部，皇后的葬礼按最简单迅速的方式处理，虽处大丧，但皇帝只辍朝五天，素服七日。皇帝还特别命令大臣们，因为“朕日侍圣慈（我日夜侍奉在太上皇身边）”，“朝夕承次，诸取吉祥（凡事都尽量营造吉祥氛围）”，凡在大丧的七日之内来见太上皇的大臣，不可着丧服，只要穿普通的素服就可以了。
  时人记载说，国丧的七天之内，嘉庆皇上从不走乾清宫一路，以防把丧事的晦气带到太上皇日常经过的地方。皇帝去皇后灵堂时，俱出入苍震门，不走花园门。去奠酒时，他一直走到永思殿才换上素服，一回宫立即换回常服，随从太监也穿着天清褂子，不带一点儿丧气。“且皇上其能以义制情，并不过于伤感，御容一如平常。”
  太上皇有意无意间，会把和珅叫过来，问问他皇帝的心情怎么样，有没有因为妻子去世而耽误国事。听过和珅的汇报，太上皇闭上眼睛，微微地点点头。
  儿子如此“懂事”，乾隆的心很快放了下来。他一如既往地继续着他六十年的秉政生涯，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整个大清朝也很快明白，所谓“嘉庆元年”，不过就是“乾隆六十一年”。
  初显身手
  一
  嘉庆三年（1798年）腊月底，八十九岁的太上皇得了轻微的感冒。新年将至，朝野上下，谁也没有在意。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一，皇帝和诸王贝勒及二品以上大臣依惯例来给太上皇拜年，太上皇还能如常御座受礼。不料，正月初二，病情转剧，太上皇的身体各器官出现衰竭征兆，陷入昏迷。初三早晨七时，太上皇停止了呼吸。
  正在欢天喜地过年的大清国臣民不得不穿上丧服，进入全国性的哀悼期。不过，没有多少人真正悲痛欲绝。让大家真正感兴趣的是，新皇帝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虽然已经当了三年皇帝，可是嘉庆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还是一个谜。除了他那张总是带着和蔼微笑的脸和几道没有个性的圣旨之外，人们对他一无所知。不过，新皇帝的种种表现，似乎表明他是温和、稳健之人。朝廷大政，短时间内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动。
  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乾隆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正月初四上午，嗣皇帝就发布了一条让全国人民都大吃一惊的谕旨：免去乾隆皇帝驾前第一宠臣和珅兼任的军机大臣和九门提督之职，命令他和福长安二人守在太上皇帝灵前，一心办理丧事，不得任意出入。朝廷上下，一片惊疑。
  初四下午，皇帝又下了一道意味深长的谕旨，谈到太上皇帝晚年，白莲教起义之所以迟迟不能荡平，是因为有奸臣当道，做贪腐官员的总后台。
  初五，王念孙、广兴、刘墉等先后上书，举报和珅种种不法之事。
  初八，皇帝宣布逮捕和珅，对他进行审查。同时，一场规模巨大的抄家行动展开，令人惊愕的巨额财宝在和府地窖中显露出来。
  仅仅十天之后，审判完毕，正月十八，皇帝发来一条白练，赐和珅自尽。
  如同一幕情节紧张、环环相扣的电影，这一切发生的速度之快，让人目不暇接。一场重大的政变，在新皇帝的谈笑之间就完成了。康熙爷当初诛鳌拜，尚且准备了七七四十九天，嘉庆帝诛和珅，却只动了动小指头。古往今来，完成得这样干脆、迅速、漂亮的权力战役，并不多见。
  举国上下，对这个影子一样悄无声息的皇帝，刮目相看。可以说，诛和珅是新皇帝处理政治危机能力的一次成功展示。
  二
  其实，嘉庆皇帝对这场战役，已经准备了太长时间。
  嘉庆和和珅之间的恩怨情仇，并非如一些史书所言，是因为和珅聪明反被聪明误，送给嘉庆的那柄如意，也不仅仅是嫉妒和珅手中拥有的朝珠比皇帝还多。
  嘉庆对和珅的痛恨，是基于大清王朝的责任感。他对和珅的不满，实际上代表了他对乾隆后期朝政的不满，在嘉庆看来，和珅是乾隆晚年以来朝政日非、腐败日甚的一个标志。
  确实，乾隆皇帝在统治前期，勤于政事，能谋有断，在康熙、雍正两朝余烈的基础上，把大清王朝推向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盛时期。然而，中期以后，乾隆皇帝志得意满，放松了警惕。特别是到了晚年，他生活越来越豪奢，吏治越来越宽纵，为腐败的滋长提供了巨大空间。与此同时，乾隆年间，大清经济的高速成长也为腐败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乾隆中后期，政治腐败如同细菌遇到了适合的温度、湿度和酸碱度，在号称英明的乾隆皇帝眼皮底下，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仅仅十余年间，乾隆朝就完成了从前期政治纪律严明到后期贪腐无孔不入的转变。在繁荣的表象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已经千疮百孔了。
  由于官员集体腐败，百姓民不聊生，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七，就在乾隆得意扬扬地举办禅位大典七天之后，川楚两地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起义席卷五省，大清王朝一时岌岌可危。
  当太上皇这三年，乾隆几乎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忙于镇压白莲教起义。然而，太上皇虽然“犹日孜孜”，一日不停地调兵遣将，起义的烈火却越烧越旺。原来，上自军机大臣和珅，下至小小吏员，厕身这场战争的每一个人，都把战争当成了捞钱的机会。特别是和珅，精力充沛、欲望无限的他，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张着鼻孔，嗅着从权力缝隙中传过来的任何一丝利益的味道。他利用太上皇的宠信，不停地弄权舞弊，大肆聚敛钱财。他的所作所为，无疑大大加重了官场贪风。
  虽然取消了嘴巴的功能，但是嘉庆的眼睛和大脑一分钟也没有停止工作。乾隆皇帝后期的昏聩之举，他看得一清二楚。然而，由于身份特殊，他只能眼看着和珅等人大肆贪污，眼看着政局一点点腐烂，眼看着大清王朝这驾马车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越来越快地奔驰，却不能发一言，不能采取任何行动。焦虑之火，三年之中，几乎把他的五脏六腑烤成了炭灰。父亲刚刚咽气，他就十万火急地冲向驾驶室，拉动了刹车手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