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廷教育对他的影响还不止于此，他还是高分低能的典型。《瀛台泣血记》的作者德龄在叙述她经历的宫中生活时写道：“一个人只要在皇宫里住三五年就会变得愚蠢。”她指出，那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与外界绝少交流，见闻极为有限，生活极为刻板，极端迷信神权、迷信皇权，无形中造成一种凝固的空气。即使是一个天资高的人，也会被束缚得失去聪明。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描绘这种感受时说：“如果不是老师愿意在课本之外谈点闲话，自己有了阅读能力之后看了些闲书，我不会知道北京城在中国的位置，也不会知道大米原来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当谈到历史，他们谁也不肯揭穿长白山仙女的神话；谈到经济，也没有一个人提过一斤大米要几文钱。所以我在很长时间里，总相信我的祖先是由仙女佛库伦吃了一颗红果生育出来的，我一直以为每个老百姓吃饭时都会有一桌子菜肴。”
  这座宫殿之城令人森然的封闭、保守和死寂，对光绪的成长构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虽然学习成绩良好，然而除了书本知识以外，人情世故，乃至支配帝国政治的潜规则，这些在他的大脑中却完全是空白的。亲政之后，经常接触他的大臣发现，这个年轻皇帝缺乏基本的社会常识和应变能力。在复杂的晚清世事面前，他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单纯、天真。
  这个文静瘦弱的皇帝胸中的民族情感异常炽烈。启蒙不久，师傅翁同龢就经常和他谈起鸦片战争，谈起圆明园如何被毁，谈起咸丰皇帝的北狩。每当此时，翁师傅都会激动得面色潮红，鼻孔翕动，热泪盈眶。翁师傅说，天朝上国受到如此奇耻大辱，这是历朝历代都没有过的事！翁师傅说，之所以屡战屡败，不在外国船坚炮利，而在中国人心不古，大义沦亡，没有人肯血战到底。其实那些西洋小国，全加起来，也不如半个中国大，中国人每个人吐口唾沫，也足以把他们淹死。
  每听到这里，小光绪就忍不住和师傅一起愤怒叹息。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心中就埋下了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等他亲政之后，一定要为列祖列宗报仇雪耻。在日本引诱中国走向战场的时候，皇帝所做的第一件事并非认真了解对手，而是听任年轻冲动的血液控制自己的大脑，仓促做出了冲上去的决定。
  九
  进入军事统帅状态的皇帝，心中的抑郁一扫而光。他命令太监把记载圣祖皇帝平定准噶尔经过的《圣武记》搬到乾清宫，彻夜不眠地研究列祖列宗用兵的方略，仿照他们的口气，雷厉风行地下达着一道又一道充斥着“决一死战”“迎头痛击”等雄性词汇的作战方略。亲政以来，他终于能够亲自指挥帝国航船的航向，真正担负起国家的重任，怎么能不殚精竭虑、全力以赴？
  然而，精读过《孙子兵法》和《圣武记》并不证明皇帝就懂军事，特别是近代军事。战争过程与他的想象大相径庭。清军与日军第一次交锋于朝鲜成欢驿，即遭惨败，不得不退守平壤。对此小挫，皇帝不以为意，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据《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载，此战之后，他正式声明，对日宣战，命令对日本“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毋得稍有退缩”。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在正式宣战之后，清军仍然一反他的指示，节节退缩，及至1894年9月平壤之战，朝廷寄予厚望的李鸿章嫡系精兵又一次全面溃败，此后不到半个月，清军全部被赶过鸭绿江，日本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全朝鲜。
  皇帝大为震怒，他认为这无疑是李鸿章指挥不力的结果，这个老滑头显然缺乏战争的决心和勇气，所以他的部下才这样缺乏血性和忠勇。《清德宗实录》载，皇帝以李鸿章未能迅赴戎机，日久无功，摘去三眼花翎，交刑部严加议处，希望他“激发天良”、痛改前非、用心指挥。
  谕旨还没有发到李鸿章处，1894年10月，日本军队突破由三万中国重兵把守的鸭绿江，排闼直入，兵锋直指沈阳。把守鸭绿江的是以敢战闻名的悍将宋庆，他的部下也是中国军队中装备最好、最精锐的，中国军人在鸭绿江防卫战中的表现也堪称勇敢顽强，然而在日军的强大火力面前仍然不堪一击。直到这时，皇帝才发现，问题不是清军不敢战斗，而是中国的军事实力和日本根本不在同一水平线上。
  慌了神的皇帝如同站在大堤决口旁的指挥者，第一反应就是全力以赴地试图堵住缺口。圣旨雪片一样从京师飞来，每一道都口气急迫。皇帝要求将士们竭尽全力把日本人就地截住，不得让他们前进一步。
  皇帝不知道，他这样指挥，正是犯了军法的大忌。日军侵入中国境内的那一刻，李鸿章就已经明白这场局部战争已经演变成一场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命运之战。他给皇帝上了一道长长的奏折，提出了“打持久战”的战略主张。他说，形势很明显，敌强我弱，日军利于速战速决，我军利于“持久拖延”。日本的国力无法支持它打一场漫长的战争，如果中国能以空间换时间，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把日本拖住，就能把日本人拖垮；相反，如果我们急于争锋，那么就会在阵地战中迅速消耗自己的力量。
  应该说，李鸿章提出的“持久战”主张是当时的唯一取胜之道。刘功成在《李鸿章与甲午战争》中提出，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持久战”概念的首创者，这堪称对中国军事史的一个重大贡献。
  然而皇帝根本听不进李鸿章的建议，甚至连那封奏折他都没有读完——他没有这个耐心。日军在中国境内越深入，皇帝就越惊惶。他最担心的是日本人接近北京，让他和太后再上演一次仓皇北逃的惨剧。战前下的所有决心，这时都已不翼而飞，他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如何把日本阻止住上面。他不能静下心来分析整个局势，没有兴趣在大脑中预演几步之后的棋局，只是如同一个低劣的棋手一样，凭着条件反射式的本能，盲目地把棋子一个个往前送。他一日不停地把各地最优秀的军队调上前线。他催战甚急，对所有的前方将帅都不满意。他对他们的态度只有两种：一种是不断地指责，指责他们不负责任，“玩误”、“胆怯”、“无谋略”；另一种是恫吓，动不动就以“有畏葸玩延情弊，即按军律惩办”、“军法从事”、“决不宽贷”的圣旨相威胁。在他的不断催促下，中国最精锐的部队不断被送上锋线，不断被日军吞噬，这正中日本人的下怀。
  陆军的失败，很大程度上与皇帝的指挥思想有关。海军也同样如此。皇帝的逻辑是只要战败就是有罪。甲午战争的第一战“丰岛海战”之后，皇帝对海军提督丁汝昌即极为不满，认为他“畏葸无能，巧滑避敌”，要撤他的职。丁汝昌是在李鸿章力保之下才侥幸留任，不过皇帝对丁汝昌的恶感一直没有消除。
  皇帝不懂海军作战规律，却屡屡瞎指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载，战争正式打响后，光绪皇帝听说日军军舰深入威海、旅顺海口活动，生怕日本海军进攻天津，并由天津威胁北京，遂下令命丁汝昌：“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为北洋要隘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数处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阑入，倘有疏虞，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这道圣旨，导致北洋舰队从此放弃远巡，主动放弃了制海权，极大地束缚了北洋水师，使海军处于单纯防御、被动挨打的境地。
  日军围攻威海，制定好了引诱北洋舰队驶出威海卫港、在外海予以歼灭的战略方针后，光绪皇帝似乎是为了配合日军作战，屡次下旨，催逼剩下的几艘战舰出海作战。只是由于丁汝昌坚决不同意，才没中日本人的圈套。
  北洋海军的最后覆没，与光绪皇帝赏罚失当有直接关系。几乎从战争开始，皇帝就不断下严旨，威胁要将那些不敢拼命的海军军官“从重治罪”。在皇帝的威胁下，著名勇将邓世昌、刘步蟾、杨用霖先后自杀，最高统帅丁汝昌承受的精神压力更大。《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载，丁汝昌“唯望死于战阵”，每次作战，他都身先士卒，站立在无保护的地方，“恒挺身外立，以求解脱”。他希望用战死来解脱压力。据陈诗《丁汝昌传》，在自杀殉国后，丁汝昌仍然被光绪“朝旨褫职，籍没家产”，儿孙流离失所。直到光绪死后，丁汝昌才被恢复名誉。
  中日战争中，光绪皇帝表现出了晚清统治者少有的血性，或者说，是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然而，对于一场战争来说，仅仅有热血是不够的。在战争中，年轻皇帝性情急躁、缺乏耐心的缺点暴露无遗。他的急脾气实在不适合指挥战争。
  十
  翻阅光绪的老师翁同龢的日记，我们很容易在字里行间发现一些令人吃惊的事实。我们发现，在大部分读者头脑中，那个清秀、文弱的皇帝，有着完全相反的另一面——暴躁、偏执、骄纵。还是在少年时期，翁同龢就已经发现皇帝脾气之暴烈非同一般。仅仅从光绪九年（1883年）二月到六月间，不到半年，《翁同龢日记》中就记载了十二岁的小皇帝六次大发脾气：二月十五，小皇帝不知道什么原因，在后殿大发脾气，竟然“拍表上玻璃”，被碎玻璃扎得鲜血淋漓，“手尽血也”。又过了一个月，三月十八，“与中官闹气”，“扑而破其面”，把太监的脸打破了。五月初二，上课时摔破一碗。六月十二，因发脾气踢破玻璃窗。六月二十，“颇有意气”，“余等再入诤之始平”。动不动就摔东西，甚至有自残举动，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来讲，绝非寻常。翁同龢感觉到这个孩子的脾气十分暴躁，他在日记中写下了“圣性如此，令人恐惧”。
  虽然处在太后的高压统治之下，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他毕竟是一个皇上。“皇上”这个地位给人性造成了损害，他一样也不能避免。
  在王府之中，他是万千宠爱在一身的亲王长子。他的任何一声啼哭都会引来数十名奶妈、仆妇的手忙脚乱。进了紫禁城，他所受到的“过度照顾”有加无减。
  从进宫的第一天起，小皇帝就立刻感觉到了身份的变化。他发现，除了太后和几位太妃之外，所有的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太监还是高官，见了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匍匐在他的脚下。从年轻侍卫到须发斑白的大臣，他们脸上的表情无一例外，是诚惶诚恐、激动万分，有的人甚至浑身战栗，说不出话来。在太后面前，他是一个平庸的孩子。；对太后之外的所有人来说，他却是真龙天子。今天的人们也许无法理解那个时代的人对帝王近乎神灵般的崇拜与畏惧。
  从进宫的第一天起，太监们就对他说，他不是凡人，是天上的真龙降到了人间。有的太监悄悄对他说，他睡着后，常常会变成一条盘在榻上的小龙。
  及至启蒙，老师又告诉他，他是“天子”，他的每一个念头都会上达天听。
  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写道：“每当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我脑子里便浮起一层黄色：琉璃瓦顶是黄的，轿子是黄的，椅垫子是黄的，衣服帽子的里面、腰上系的带子、吃饭喝茶的瓷制碗碟、包盖稀饭锅子的棉套、裹书的包袱皮、窗帘、马缰……无一不是黄的。这种独家占有的所谓明黄色，从小把唯我独尊的自我意识埋进了我的心底，给了我与众不同的‘天性’。”
  和溥仪一样，紫禁城中的小皇帝时时刻刻生活在“与众不同”的暗示之中。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中说，与后世传说的连宫中太监都可以虐待小皇帝相反，“对于宫中许多忠诚的仆人来说……抬头看皇上一眼都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事”。虽然在太后面前，光绪必须毕恭毕敬，但只要出了太后的宫门，他所遇到的就是绝对顺从，他的所有要求都会被全力满足，他的任何举动也不会受到指责。高处不胜寒，在这个过高的地位上，他没有正常的人际关系，他也没有机会培养正常的耐挫能力。这种环境对这个孩子的性格不可能不发生致命的影响。
  事实上，畸形的成长环境中，他的人格始终没有完全发育起来，许多心理特征仍然停留在儿童阶段。在成年之后，皇帝仍然表现得像幼儿一样，缺乏耐心、固执己见，每有所需，就立即要求满足，缺乏等待延后满足的能力。在太后面前，他大气都不敢出；而在自己的宫中，小皇帝却异常任性、骄纵。在他处受到压抑的情绪，可以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加倍发泄，使得小皇帝的脾气中掺入了一丝乖戾。小皇帝的急脾气是出了名的：他要做什么事，任何人也不敢拦；他要什么东西，太监们立时三刻就要弄到，否则屁股不保。《宫女谈往录》中，老宫女描述道：“他性情急躁，喜怒无常，手下的太监都不敢亲近他。他常常夜间不睡，半夜三更起来批阅奏折，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自己拍桌子，骂混账。”
  这一点甚至在朝廷上也不是什么秘密。在皇帝亲政之后，大臣们曾经向太后反映过，“皇上天性，无人敢拦”。虽然看上去文弱，但臣子稍有忤逆，他就激动暴怒。在太后面前，他百依百顺，然而离开了太后，任何人都必须对他百依百顺。甚至在被剥夺了权力之后，皇帝的脾气仍时有发作。光绪后期，曾经服务于宫中的陶湘在写给大臣盛宣怀的信中提到这样一件事：1904年，光绪要太监给自己的卧室安上电话。太监说这种新鲜事物刚刚传到中国，北京城内尚没有货物供应，得联系进口才行。皇帝顿时大怒，限太监一日内找到，否则掌嘴。后来因为怕太后知道，这才作罢。据《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编之一》载，陶湘在信中说：“借此（事）可知老太太之严待非无因也，借此可知当今之难以有为。实可忧也。且闻当今性情急躁，雷霆雨露均无一定，总之，太君无论如何高寿，亦有年所，一旦不测，后事不堪设想。”
  后来做过溥仪老师的庄士敦谈到对溥仪受到的教育时说：“我认为，如果必要的话，任何东西都可以牺牲，而不应让他的身心健康受到伤害。假如继续把他作为一个在本质上与一般人根本不同的人来对待，那么，他作为一个人，几乎肯定将会是失败的，而且也很难相信，他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君主。”
  他针对后来的皇帝溥仪说的话，在光绪身上都一一可见。这场战争与后来那场著名的改革之所以失败，与皇帝性格中的这种缺陷很难说毫无关系。
  十一
  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太后还不以为意。据徐彻《慈禧大传》记载，她每天游湖照相，养西洋狗，读《红楼梦》，甚至自制化妆品，把退休生活安排得十分充实。然而她做梦也没有料到，当她把眼光又一次投到政治上来的时候，战火已经燎掉了辽东半岛，接下来就要点燃整个大清地图：到1895年初，辽东全部失守，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军海陆两路，随时有能力直指北京。
  太后再也坐不住了。她悄悄伸出手，暗地里调整了战船的航向。在光绪帝手忙脚乱地指挥战争之际，慈禧却开始秘密召见大臣，谋划讲和。她已经看出，和前两次鸦片战争一样，这场战争，清朝毫无取胜希望。
  是战还是和，朝廷上下相持不下。那些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的老臣认为，这次战争不过是前几次战争的重演，既然最后的结果都是屈服，那么当然越早议和越有利。然而那些年轻的主战派官员坚决不同意。他们认为，以中国之大，如果血战到底，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他们提出，迁都西安，以举国之力和日本周旋。
  在两难选择中，皇帝陷入了痛苦的深渊，经受着地狱般的折磨。有生以来，皇帝从来没有经受过这样大的压力，从意志、品质上来说，他难以适应这样一场意想不到的规模的战争。继续这样一场战争需要的是超人的意志力，而结束这场战争更是需要超乎寻常的现实感和判断力。这些，皇帝都没有。
  皇帝选择了逃避。他把所有的兵书战策都扔到一边，前线的战报也任由它堆积如山。他不再废寝忘食了，不再聚精会神了，不再连续不断地召见、会议、指示了。皇帝躲在后宫，长时间地翻阅诗词、戏本，或者躺在床上昏睡。他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愿想，他恨不得一觉不再醒来。
  当皇帝再次被战报催迫着出现在大臣面前的时候，人们发现，皇帝已经由一个坚定的主战派变成了急切的主和派，甚至比太后还要急切。对日议和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同不同意割地。老谋深算的李鸿章声称，他坚决反对割地，“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如果日本人必须割地，“鸿虽死不能画诺”。连积极策划议和的太后也反对割地。当听到皇帝说朝臣有割地之议时，太后大怒，愤然说：“任汝为之，毋以启予也。”
  然而，皇帝很快力排众议，下定了同意割地的决心。他面召李鸿章，痛快地授予割地之权。皇帝说，如果不割地，那么“都城之危即在指顾，以今日情势而论，宗社为重，边徼为轻”。
  然而，日本提出的条件之巨，还是大大出乎举朝上下的心理预期——割地不但要割辽南，还要割台湾全岛，并且军费达3亿元。李鸿章一阅之下，立刻愕然，他急电北京：“日本所要军费过高，并且辽南为满洲腹地，无论如何不能割让。这两条中国万不能从，和约不成，唯有苦战到底。”
  几乎全体朝臣都同意李鸿章的意见。太后甚至说：“两地皆不可弃，即使撤使再战，亦不恤也。”
  据刘功成《李鸿章与甲午战争》，只有“光绪之意，颇在速成”。皇帝现在只有一个心思，那就是快快结束战争。只要能结束战争，什么条件他都打算答应。他被战争弄得太苦恼了。不久之后，皇帝在和议上签了字，结束了这场大清国有史以来最屈辱的战争。
  十二
  通过这场战争，我们可以发现，以光绪的意志品质来论，他不适合承担治理国家的重任。
  那些经常接触皇帝的大臣发现，亲政以来，皇帝的表现一直是两极式的：一段时间内非常振作，诸事用心，精力十足；另一段时间又无精打采，意志消沉。现存故宫中国历史档案馆的光绪朝奏折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情况：出现在奏折之上的皇帝朱批，一段时间内字体异常宏大、端正、有力、神采飞扬，比如皇帝亲政的头几个月、甲午战争开始阶段以及后来的“戊戌变法”之中；而另一段时间则细小、倾斜、无力，经常带着虚白，看上去软弱松懈，比如甲午战争后期。特别明显的是，后一种字体只有前一种字体的四分之一大。如果不事先说明，任何人也不会相信这两种字体出自同一人之手。在清朝皇帝之中，这种情况是绝无仅有的。这说明皇帝的情绪经常处于从天堂到地狱般的大起大落之中。
  国势衰微的大清帝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者，就像一艘暴风雨中的大船迫切需要一个好船长。然而正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在大清帝国的上升期，上帝简直像挥霍一样，把顶级精英一个接一个地投入到爱新觉罗家族的谱系中。从努尔哈赤到乾隆，六位皇帝都保持了非常出色的意志水平。然而，从乾隆中期以后，天下承平已久，皇族的汉化程度加深，锦衣玉食终日，爱新觉罗家族成员骨骼中的钙质不可避免地开始流失。皇帝的身体素质不断降低，武功骑射水平一个比一个差，精神和意志一个比一个软弱，甚至连生育能力也急骤下降。到了晚清，皇族已经退化到了手无缚鸡之力的寄生物水平。
  溥杰回忆自己的王府生活时说：“四岁断乳，一直到十七岁，每天早晨一醒来，老妈子给穿衣服，自己一动不动，连洗脚剪指甲自己也不干，倘若自己拿起剪刀，老妈子便大呼小叫，怕我剪了肉。平时老妈子带着，不许跑，不许爬高，不许出大门，不给吃鱼怕卡嗓子，不给……”（溥仪《我的前半生》）
  到了光绪皇帝这一代，他身体里爱新觉罗氏的血液已经淡到似有若无了。深宫中长大的他对社会的复杂、人情的冷暖、生存的艰难一无所知。在锦衣玉食和万人呵护中长大的光绪，从小没有经历过任何艰苦，也没有经历过大事的磨炼，这使得他的意志素质不但远逊于他的列祖列宗，甚至不及中人。
  然而，按照传统的政治设计，中国的帝王必须是由超人的意志力和道德感组合起来的完美的人。因为那架庞大无比的政治机器完全要靠他只手去操纵控制，全国人民的安危幸福系于他一身。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皇帝的要求至高至险。毕沅《续资治通鉴》中载，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年）十月的一天，赵构与大臣赵鼎聊天。皇帝介绍自己每天的生活安排时说：“我居住大内，每天都有日课。退了早朝后，就阅读奏章；午饭后，读《春秋》、《史记》；晚饭后，读内外奏章，夜读《尚书》，一直到二鼓。”皇帝主动伸过屁股，赵鼎当然赶紧拍马：“如今寒门素士都做不到整天读书。陛下圣学如此，诚非异代帝王所及！”
  甚至这样刻苦自励的皇帝，最后也没能以“圣君明王”的形象进入历史。从本质上说，人们不是把皇帝当成一个凡夫俗子而是当成一个神来要求。因此，“圣王教育”就是要把一个平庸的人变成完美、坚强、无所不能的“圣人”。
  过高的标准使小光绪成为天下最容易体会到挫败感的孩子。“圣王教育”在小皇帝的头脑中形成了一系列的“应该”：他应该具有常人不具备的毅力，能应付别人应付不了的课程；他应该比普通人聪明，读书过目不忘；他应该机灵敏捷，举动处处符合规矩。——因为这些是伟大的帝王应该具备的素质。可惜，他那孱弱的身体里其实没有这些东西。虽然听话、好学，然而过于繁重的学业也常常使他想打退堂鼓，过于苛刻精细的日常生活教条也使他不堪重负。他很难长时间地恪守老师给他定下的严格标准。
  然而，“圣王教育”又使他相信，毅力决定一切，完美才有价值，稍一松懈就是退步，任何妥协都是失败。因此，一个举动没达到自己的要求，在他看来，也是“不应该”的。
  巨大的压力和自己过于软弱的天赋，使小皇帝的日常表现越来越两极化发展。有的时候，他能把自己的精神状态调动到最佳状态，把意志水平调动到极高程度，一丝不苟地“学做圣人”，表现得非常振作进取。然而，由于身体素质以及先天缺乏刚毅气质，他难以长时间地克制自己，振作状态很难持久。一旦受挫，他又会对自己极度失望，心气因此一扫而光，陷入长期的萎靡不振状态。师傅翁同龢也注意到了这个奇怪的现象，他在日记里记道，小皇帝有的时候精神振作，学习起来势如破竹，“读甚奋”，作文也“极敏捷”。让师傅欣慰不已。然而，过了一段时间，皇帝又会莫名其妙地陷入“不能用心”、“少精神”、“精神涣散”、“勉强敷衍”、“百方鼓动不得”、“倦怠迁延”的状态。翁同龢焦虑、忧愁、叹息，甚至无可奈何。
  用今天的话说，皇帝患有双相抑郁症。“圣王教育”使他成了一个完美主义者，一件事情，只有做到完美，对他来讲才有意义。在消沉时期，他极度厌恶自己，对自己不抱任何希望；在振作时期，他又相信只要自己毅然“改恶从善”，并且坚持到底，那么一切都会瞬间改观，自己也会变得异常完美，世界依然灿烂美好。他缺乏那种退而求其次的现实主义态度。他的信条是：要么最好，要么干脆最坏；要么倾尽全力、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要么破罐子破摔、逃避现实。在甲午战争和后来的“戊戌变法”等重大历史时刻，我们都能清楚地看到这种不健康的心理模式给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带来的致命影响。
  十三
  不论如何，战争总算画上句号了，那些和战争相联系的焦灼、惊惶、彻夜不眠终于结束了。皇帝像是一个从火灾现场狼狈逃出来的难民，把一片狼藉的废墟抛在脑后，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可是，他心里却着起了悔愧的大火，一寸寸烧得这个善良单纯的人的心脏不停地痉挛。
  只有在硝烟散尽后静心盘点，皇帝才看得清楚这场战争的后果是多么严重。
  本来，经过所谓的“同光中兴”之后，大清帝国已经挺过了最艰难的时刻。通过洋务运动，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近代海军和一大批近代化工业，大清这辆残破的老车，已驶过了最危险的路段，开上了相对平稳开阔的坦途，虽然速度不快，但总可以说是处于上升状态。对当时的中国来说，确无必要与日本孤注一掷地作战。如果没有《马关条约》，中日两国的历史走势也许会与日后大相径庭。
  没想到，这个好不容易赢得的“大好形势”，却在自己的手中戛然而止。清朝有史以来最大面积的割地和最大数额的赔款，使大清犹如一个刚刚病愈的人又一次被打倒在地。甲午战争给了日本一个全面超越中国的起点，3.4亿两白银加上台湾，成为日本腾飞的强大动力。而中国则自此跌下万劫不复的深渊。亚洲和世界的格局重新洗牌，那些逡巡在中国四周的欧美列强，又纷纷亮出了利爪，纷纷向中国提出了“租借”土地的要求。中国由一个“同光中兴”的“希望之星”变成了被瓜分的对象，一时之间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
  本来想证明自己能力的一场演出，最后的结果却是使全国臣民见识了自己的无能；本来要为国家雪耻，没想到却给民族带来这么大的灾难。召开大臣会议时，太后连正眼都不瞅他，那张越发吓人的脸毫不掩饰地向朝廷重臣流露着对他的轻视，让他无地自容。在战争过后，太后越来越多地走上前台，直接处理政务，说明她对自己已不再放心。
  确实，通过这场战争，太后对皇帝的印象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太后没想到，原本她认为已经培养陶铸得成了器的皇帝，一旦登台亮相，居然唱得这样荒腔走板。通过这场战争，她才发现，皇帝原来是如此幼稚、孟浪、轻率和脆弱。看来，自己这么多年的心血是白费了，这个孩子实“不足以承大业”。太后后悔极了，她后悔自己太大意了，一眼没照顾到，竟然酿此大祸，自己何以对得起列祖列宗！
  然而悔之晚矣。在中国式政治规律下，一个皇帝如果没有失德，不管他曾经多么失策，也缺少被更换的理由。何况从形式上讲，他君临天下，已经二十多年了。自己虽然精力尚存，但毕竟没有几年活头，这个家注定还是他当下去。自己所能做的，唯有在有生之年，再多操操心、把把脉，能尽一份心是一份心吧！
  皇帝的情绪步入两极化状态中的低谷。像以往一样，心绪低落的皇帝又病了。躺在病床上的皇帝一遍遍地反思着：在战争之中，他一举一动都是效法列祖列宗，为什么到头来却左支右绌、一败涂地？
  皇帝想起了李鸿章前几天给他上的一道奏折。李鸿章说，在中日谈判期间，伊藤博文曾对他讲：“贵国之弱，在于固守旧法。如欲自强，必须将明于西学、年富力强者委以重任，拘于成法者一概撤去，方有转机。”
  这场战争让他见识了“西法”的强大。他没想到，日本在战争中竟然能迸发出这样巨大的能量。看来，“西法”的威力远远超过“祖宗旧制”。
  年轻人活跃的思维容易跳出陈旧的枷锁，一场战争打开了他的眼界。在病榻之上，他命人进呈了驻日公使黄遵宪所著《日本国志》以及英国人李提摩太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皇帝“如获至宝”，这些书在他面前，打开了一个与“祖宗旧制、圣人之言”完全不同的新世界。他终于发现，战争的失败，并非因为他的“无能”，并非由于他不够“敬天法祖、勤政爱民”，而恰恰是因为他太迷信圣人和祖先了。其实他们留下来的旧式武库中的武器完全不实用。梁启超先生在《戊戌政变记》中记载，皇帝认识到，如今时代，“外洋各国是今非昔比的”，中国“一切落后，大量地做赶不上外国”，“西人皆曰为有用之学，我民独曰为无用之学”。一气之下，皇帝命人把他案头的那些性理之书搬出去，以“皆无用之物，命左右焚之”。只有“维新变法”，让大清脱胎换骨，才能扶大厦之将倾。
  可是，法如何变，旧如何革，？从哪里入手？他也没有答案。
  十四
  1895年6月3日，皇帝在养心殿书案的众多文件中发现了广东籍新科进士康有为的一封奏折。进士直接上书皇帝，这种情况十分罕见，皇帝立刻打了开来：近者万国交通，争雄竞长，不能强则弱，不能大则小，不存则亡，无中立之理。自大而小者，土耳其是也；自强而弱者，波斯是也；自存而亡者，印度、缅甸、安南是也……
  一拿起来，皇帝就没再放下。他当天没有吃午饭，晚上又把这封奏折携带到寝宫，在灯下细细再读。
  康有为用他那出色的文笔，清晰扼要地介绍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是怎么回事，介绍了俄国的彼得大帝，介绍了日本的明治天皇，介绍了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他从世界大势的角度，提出了变法的总纲领；又分十个方面，系统讲解了中国应如何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诸领域“全面更新之”，论述条理分明，措施详细周到。这封奏折，让皇帝感觉新奇无比又茅塞顿开。
  当时，皇帝的感觉用四个字可以形容——天助我也！在他急切盼望变法人才的时候，这个广东进士从天而降。皇帝感觉康有为的每一句话都是那么深刻而清晰，显示出这个人的渊博。皇帝一遍遍地揣摩着奏折中那些他不知道的新名词，就像一个夜航的水手，看到了前方一座遥遥的灯塔。现在，他要毅然掉转船头，驶上正轨，大清很快就会赶上列强，并驾齐驱，甚至超越它们。他不但会重现大清旧日的荣光，成绩还会远远超过列祖列宗。如果那样，这场战争的失败，不过是他人生中一个小小的阴影或者说必不可少的前奏，今后的伟大事业，将使这小小的失误显得不值一提。想到这里，皇帝的情绪突然柳暗花明，阴郁和消沉一扫而空。皇帝感觉震撼，皇帝感觉兴奋，皇帝感觉狂喜，皇帝推枕揽衣、目光炯炯。第二天一早，皇帝发布命令，命军机处将此奏折抄为三份，一份存皇帝上朝时的乾清宫，一份存皇帝日常处理政务的中南海勤政殿，一份由军机处抄发各省大员。康有为的奏折原件，则立刻送往颐和园，交给太后“懿览”。
  十五
  太后十分认真地阅读了康有为的奏折。虽然对那些新名词不太懂，但老太太显然也为康有为的爱国之心所打动。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记载，读了康有为的上书之后，太后“亦为之动，命总理衙门总署的诸王大臣接见康有为，向他详细询问补救之方、变法条理”。
  关于“戊戌变法”，大多数读者头脑中都有许多“先入为主”的历史“定论”，其中之一，就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大多数政治人物都反对变法，他们坚称“祖宗之法不可变”，发誓要捍卫大清祖制的每一根毫毛。
  其实并非如此。
  确实，古老的中国在外界刺激面前，觉醒的速度实在太慢了。然而，经过甲午战争之后，被砍掉了肢体吸去了血的老狮子终于痛醒过来。绝大多数政治精英终于认识到，中国和西方的差距是全方位的，而不仅仅是在器物层面。如果照过去的老路走下去，中国除了灭亡之外，别无可能。可以说，战争修正了每个人的观念，“变法”已经成了朝野上下的共识。连师傅翁同龢的思想都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康有为等人组织起来宣传变法的强学会，不但吸引了袁世凯、聂士成这样的新军将领，而且一大批朝廷重臣，如翁同龢、孙家鼐、李鸿章、王文韶、张之洞、刘坤一也都成了它的会员和赞助人。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连一些原来以“仇洋”著称的真正“顽固派”大臣，如徐桐、于荫霖等人，也都开始同意中国必须进行起码的改革。据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载，军机大臣孙家鼐所说：“今日臣士愿意变法者，十有六七，拘执不通者，不过十之二三。”当时的情形正是如此。
  至于慈禧太后，更并非一个“顽固派”。早在登上政治舞台之初，她就大力支持洋务运动，在“设立同文馆”等事件上，表现出了坚定的改革倾向。甲午战争之后，太后也和皇上一样，陷入了日夜的焦灼之中。《翁同龢日记》中曾记载，甲午战争结束不久，慈禧命上书房“宜专讲西学”，专门给皇帝讲解西方国家的知识。
  因此，当皇帝来到颐和园向太后汇报他的变法构想时，太后立刻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费行简《慈禧传信录》）
  但是，太后对“变法”完全没有皇帝那样信心十足。最关键的问题是，太后认为，皇帝难当此大任。
  甲午战争已经证明他不是一个有能力的领导者，他的急躁、脆弱实在不适合承担这个前无古人的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要知道，这可是对中国几千年传统的全面改造。说实在的，即使康熙或者乾隆那样的圣主再世，也不一定敢进行这样的尝试。
  但太后又没法反对。第一，她是一个爱惜羽毛的人。自从退居二线以后，她一直十分注意干预政治的分寸。第二，大清此时国力已经弱到极点，眼看着就要被列强瓜分，如果不实行变法，最后一搏，“死马当作活马医”，确实别无出路。第三，“变法”是怎么回事，她心中一片茫然，“并无成见”。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已经记不住那么多新名词了。她对于西方政治运作方式，对于世界政治发展趋势，都一无所知，她明白自己的知识素养不足以出面亲自领导这样的变法。
  想来想去，太后决定支持变法。但是同时，太后明确地重申她必须掌握二品以上大臣的任命权力。另外，太后还要求皇帝发布上谕，调任她最信任的荣禄为直隶总督，并节制北洋水陆各军，以便牢牢地把军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虽然对“法如何变”她不太了解，但是对于如何确保自己的权力，她比谁都清楚。与国家安危比起来，太后更看重自己的政治安全。她深知，变法必然带来震荡，她要预先做好安全防护，一旦“变法”过程中出现任何偏差和问题，她都能迅速掌控全局，保证自己的大权不会旁落。
  十六
  透过百年时光的薄薄帷幕，回顾当初那场著名改革的前前后后，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中国现代化转型这至关重要的一步，并非只有失败这一种可能。“变法”在那时其实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在“变法”开始的时候，形势相当乐观。太后以支持者的身份在旁观这场新奇的手术。大部分大臣也都程度不同地支持变法，起码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公开反对。
  当然，改革所面对的阻力也是巨大的。中国文化的强大惰性举世罕有其匹，正如鲁迅所说，在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之下，想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因此，如果是一个成熟、老练的政治家来主导这场改革，他应该会选择“小步走”的方式进行。他应该化整为零，分项进行，先易后难，“徐图而渐更之”，在每项改革措施推出时，使支持他的力量总是大于反对他的力量。通过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他可以成功地使人们的观念一步步更新，使改革阻力一点点化解。
  不幸的是，命运多舛的中国没有遇到合适的人选。相反，无论是光绪帝，还是康有为，都严重缺乏实际操作能力。
  这两个人都是典型的“愤怒青年”，血气方刚而又缺乏阅历，他们把改革看得极为简单。《杰士上书汇录》记载，康有为设计的改革方案，第一个步骤就是大誓群臣，“皇帝亲自在乾清门举行大誓群臣仪式”，让所有的大臣在决心变法的文书上签字，这样，“天下臣工都革心洗面，然后推行新政，自然就能令下若流水，无有阻碍者矣”。他们认为，通过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催眠术式的仪式，就可以摧毁数千年来积累的强大思想惰性。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他们贪多求快，急于求成，想在一夜之间改变中国的面貌。经过甲午战争之后漫长的消沉期后，光绪皇帝的精神状态处于一个井喷式的高涨期。性格急躁的他强烈希望“乘积弊之后，挟至锐之气，举一切法而更张之”。一夜之间改变中国的面貌，把中国从一个最弱的国家变成最强的国家，他相信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像过去他无数次地相信只要自己振作起来，“痛自洗涮”、“坚持到底”，就可以使自己从一个软弱的皇帝一举而变成最坚强的、无所不能的皇帝一样。越是软弱的人，越迷信意志的力量。
  康有为甚至比皇帝还要急切。萧功秦于《危机中的变革》谈到，康有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非大变、全变、骤变不能立国”，他们认为，既然中国不敌西方，那么就证明中国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必须全盘更新，彻底改变。改革必须“用一刀两断之法，否则新旧并存，骑墙不下，其终法必不变，国亦不能自强也”。而要一刀两断，就必须大张旗鼓，疾风骤雨，连出重手。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三发布《定国是诏》开始，到八月初六，103中，皇帝共发出改革谕旨286件，平均每天近3件。其中七八月份之交的17天内，居然下达了132件谕旨。变法之势真如倾盆大雨，轰轰烈烈，滚滚而下。这些诏书的内容包括了政治体制、官僚制度、裁撤冗员、新设机构、发展工商业、建设铁路、开办银行、改革财政、改革教育、更新国防等各方面的革新，几乎涵盖了社会的每一个方面。
  为了避免守旧大臣的反对，这些上谕中的大部分都是按照康有为的建议，直接下达到有关部门执行，而没有经过任何讨论，因而大部分缺乏可操作性。
  对于光绪皇帝来说，这是他倾尽全力的一次政治赌博。刚刚遭遇了巨大挫折的他，希望用一次“毕其功于一役”的拼搏来证明自己能“行”。“戊戌变法”中的光绪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刚烈、坚强和勇敢。他几乎把前二十几年生命中积蓄的所有精力都释放出来。他整夜整夜地不睡，白天也只吃很少的东西。他双眼布满血丝，然而精神高度亢奋。他和康有为都天真地相信，他们只要用圣旨，把按照日本和西洋诸国药方抓来的灵丹妙药灌入大清帝国体内，不久之后，就会使大清帝国去腐生肌、起死回生。就像康有为屡次乐观地描述的那样，只需要三年，这场变法就可以使大清“自强”、“自立”起来。《康有为政论集》中记载了康有为当时的看法：“日本改革三十年而强，而以我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十年之间，他就可以令大清蒸蒸日上，“富强而驾万国”。三十年之内，中国就会化蛹为蝶，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然而，在其他人看来，这种“改革”简直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一个西方观察者说，皇帝主持的改革“不顾中国的吸收能力，三个月内所想改革的政事，足够中国九年消化”。
  更为要命的是，他们许多具体改革措施鲁莽灭裂，只图一时痛快，不计后果，不留后路，严重冲击了社会精英的根本利益。他们在所有读书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宣布从下科开始，废除八股。按照《梁启超文集》中梁任公的话说，这一举动，一下子让大清帝国所有准备应试的读书人手足无措，触了“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
  改革开始之后不久，皇帝又下达命令，裁撤了詹事府等七个闲散衙门，砸了近万人的饭碗，却没有给下岗官员安排新的出路。此命一下，如同在晴空爆响了一颗炸雷，引起了官场的极大震动。
  因此，在“维新变法”刚刚开始之时，就有人看出它必然失败。维新派著名人物张元济在当年六月初九给好友的信中说变法“举动毫无步骤，绝非善象。弟恐回力终不久，但不知大小若何耳”。
  随着改革措施越颁布越多，越来越多的人看出，这几个年轻人不可能成事。越来越多的中间力量开始变成了改革的反对派，原来改革的支持者也开始袖手旁观。一股反对改革的大潮，正在酝酿之中。甚至连变法的核心人物都预感到了变法必将失败。七月，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我大哥康有为的计划过于广大，而支持他的同志又太少，举措太激烈，因此排挤他猜忌他的人处处都是，而皇上又无实权，变法怎么会成功？我深感忧虑。
  《戊戌六君子遗集》记载，康广仁说，他曾力劝其兄，减缓改革步伐，以适应社会节奏，却被康有为慷慨激昂的表态反驳回去。康有为说，死生有命，一切都有天意。康广仁无可奈何地对朋友说：“我大哥思想太高迈，性格太固执，恪守书本知识，不能冲破僵化的思维，事已至此，实无他法。”
  十七
  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们主持下的变法不可能不以这种“鲁莽灭裂”的方式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