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澄不乐意了，他的幕僚人均都是水，养他一条鱼，可不能有例外。
  他宽慰道：
  “世道纷乱，多的是贪名逐利之辈，如怀远一般能够静心读书的，又有几人？怀远如今学成再来投我，澄欢喜还来不及，又怎会怪罪。”
  话一出口，高澄就后悔了，明面上看这番话并没有问题，但如果崔昂以读书为由拒绝他，是淡泊名利。
  而十七岁就为他鞍前马后的崔季舒，难道就是追名逐利？
  也不能说不是。
  但高澄还是在往回找补：
  “博陵崔氏满门俊彦，叔正立志匡扶社稷，不辞辛苦，助我良多，如今又有怀远辅佐，我再无忧虑矣。”
  帅帐里只多出一个张师齐，他虽谄媚，但嘴很严，否则高澄也不会让他跟在自己身边。
  至于记录言行，他写他的稿，高澄自会审核。
  崔昂第一次与高澄相见，对于他拉拢人心的手段还没产生抗体，只这么一说，就真以为这是高澄肺腑之言，毕竟十三岁的少年哪有那么多弯弯绕绕。
  高澄又与崔昂闲谈许久，这才唤亲卫入帐，让他们先将崔昂安置好。
  崔昂离开，高澄对张师齐道：
  “你派人告知叔正，莫要再安排百姓迎奉王师的戏码，我已知贼人虚实，自当挥军南下，救民于水火。”
  张师齐领命告退。
  小高王素来谨慎，不打没准备的仗，反正一来一回肯定赶不上关西之事，干脆慢慢走，让崔季舒先他一步到达各处州郡，组织士人豪族，与他共演鱼水情。
  如今往徐州打探消息的探子已经把情报送回，高澄心里也有了底。
  原来梁人也在怕，之前东徐州投梁，梁将侯成俊等人被邸珍所败，这一次徐州再投，听闻高澄领大军前来平叛，北上的梁军匆匆南撤，屯驻在魏梁边境。
  领军将领也是无名之辈，此战易也。
  正如高澄所料，梁人一走，徐州城里的士人豪族们通过各种渠道送来投效书信，高澄看了几封，他这样耿直的人，实在受不了那些阿谀奉承，便统一交给张师齐收存。
  以后没了灵感，张师齐也能借鉴一二。
  为了让后人能够公正客观的了解自己，小高王做了太多。
  高澄大军还没抵达徐州，就收到由彭城寄来的十七颗人头，据使者说都是参与袭杀邸珍的人，有徐州将校，也有豪族士人。
  高澄对于他们的做法心知肚明，不过是推出几个替罪羊而已。
  使者还在眼巴巴地望着高澄，高澄思虑许久，对使者道：
  “你将人头带回去，告诉主使之人，我高子惠要杀的人，自会动手，无需旁人代劳。”
  使者闻言大惊失色：
  “世子，谋逆之人尽被诛杀，世子何故再作此言！”
  高澄不愿多言，命人将使者赶出大营。
  崔暹、赵彦深留守洛阳，跟随高澄南下的心腹幕僚只有崔季舒一人。
  当他听闻高澄将使者赶走，不愿收下所谓犯事者的头颅，慌忙赶来高澄帅帐，委婉地劝谏道：
  “大都督素有仁名，今日为何不愿宽恕徐州人士？若稍加安抚，徐州无需耗费一兵一卒即可收复。”
  高澄有他的计较，解释道：
  “徐州之事不比三荆、兖州，是当地豪族与军中将校合谋杀官叛乱，我若宽纵他们，只恐人人效仿。”
  在高澄看来，徐州与三荆、兖州两地叛乱性质不同，三荆、兖州是在州郡主官的裹挟下谋逆，而徐州豪族却是杀官造反。
  如果因这些人送来十七颗替罪羊的头颅，就将此事揭过，徐州自然可以轻易收复，但只怕将来的麻烦可就多了。
  崔季舒闻言继续劝道：
  “既然大都督决心立威，更应该安抚徐州豪强，仆有一计，请大都督命人追回使者，收下头颅，赏赐金银，命使者带话，让徐州代理官员准备酒肉犒劳大军，再摆设宴席，为大都督接风。
  “如此，徐州上下必然深信大都督欲赦免其罪，大都督可用城中恐有余孽为由，命部曲接管城防，此应有之理，旁人又怎敢多言。
  “再邀徐州将校一同赴宴，只需他们入城，便是待宰牛羊，或杀或刮，只需大都督一言便可处置。”
  崔季舒这条计策有其可行性，但对于高澄来说得不偿失。
  通过哄骗的方法诱杀徐州叛逆，确实轻松，但代价是牺牲自己的政治信誉。
  政治信誉是很虚无缥缈的东西，有人视如草芥，但也有人视若珍宝，并最终换取丰厚收益。
  比如司马懿，他就将政治信誉卖了一个好价钱。
  高平陵之变，胜负未分之际，司马懿用苦心经营四十年的政治信誉，换取了曹爽相信洛水之盟的誓言。
  相信自己放弃反抗，交出兵权，可以保留爵位、财产。
  最终在曹爽放弃权力后，司马懿违背誓言，杀尽曹爽宗族，司马氏从此彻底掌控曹魏。
  高澄是北魏权臣渤海王高欢的世子，是高氏的继承人，政治信誉的价钱怎么能比司马懿要低。
  司马懿换得两晋一百五十五年国祚，高澄不愿初出茅庐，就只换一个徐州。
  况且对于高氏来说，高欢的政治信誉已然廉价。
  出身底层的高欢为了成就霸业，三次背主，又两次与尔朱兆盟誓，透支的次数着实多了一些。